说到司马家族建立的晋王朝，大家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完成统一的伟大功绩还是“五胡乱华”的民族之殇？

想必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一定是后者。因为“五胡乱华”，因为南北大分裂，所以当今的人们提起晋朝提起司马家族总是咬牙切齿，甚至是恨之入骨，想不起他们的一点好处。

但是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五胡乱华”不早不晚偏偏发生在被无数人批判的体无完肤“一无是处”的晋王朝。

△骁勇善战的匈奴人

难道所有的过错都是这个王朝和它的统治者们一手造成的么？难道所有的过错都要让这个王朝和它的统治者们承担么？

在我看来，西晋王朝这个黑锅背的实在是太久太冤。它固然有罪，但“罪不至死”，不至每每提起它的名字都要拿“五胡乱华”来说事儿，因为祸乱之源早在数百年前就已埋下。

提起我国古代的最大边患，非匈奴族莫属。这个与中国为邻，占据北方广袤土地的民族犹如难以根除的顽疾“牛皮癣”一样，长久以来深深困扰着中国的各个政权。

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交锋数百年之久，虽然它并不能真正威胁到中原政权的存亡，动摇不了中原政权的根基，但随时可能出现的入侵和骚扰却令中原王朝如鲠在喉，难受非常。

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三国志·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千古一帝秦始皇在扫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后，对与这个恼人又暂时干不掉的邻居，只能采取边打边防的策略。

△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防御造就了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工程。

至汉武帝时期，南北两个王朝几乎同时达到国力的顶峰，雄才大略的武皇帝不愿采取被动防御的策略，加之国内涌现出一批以卫青、霍去病为首能征善战的出色将领便积极的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

汉朝在军事上的高压态势取得了巨大的功效，受到重创的匈奴被迫远迁以避汉军锋芒，边境地区迎来了和平稳定。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书详节·匈奴传上》

霍去病去世后，汉匈两国因各自的现实条件限制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会骠骑将军霍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汉书详节·匈奴传上》

虽然汉朝与匈奴陷入僵持，但并不代表汉朝在此期间没有作为，恰恰相反，汉朝在这一时期不仅铲灭了南方的两越割据政权还向西征服了西域诸国。自此汉朝开始取得战略优势。

汉元帝统治时期匈奴国内发生严重分裂，呼韩邪单于在此情况下审时度势臣服于汉。汉朝也首度接纳其率部众安居中国之土。

△五胡乱华示意图

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晋书·匈奴传》。

这是中原王朝对待匈奴政策的巨大转变：自此开创了对戎狄部落由军事打击武力驱逐到允许、接纳其安居中国之地的先河。

二、服叛无常：长城以南的隐患

汉元帝为数万匈奴人选择的居留地为并州地区的朔方郡，从此他们终于可以兵不血刃的跨越长城的阻隔，心安理得合理合法的在富饶的中国大地上繁衍生息。

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晋书·匈奴传》。

这一政策如今看来无异于引狼入室。可在当时来说却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举措。

此举一方面显示了大汉天子非凡的气度，另一方面又可以将来无影去无踪的匈奴人控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只用委派少数将官监视其行为举止即可，而不用派出大规模的常备军时刻驻扎于漫长的边境线来防备走投无路随时可能发起侵扰攻击的匈奴骑兵。

△五胡乱华确实由匈奴人率先开启

这样每年虽然可以省下不菲的人力物力财力，但长远来看终究还是得不偿失。

因为人会选择土地，土地却不会选择人。养育了万千汉人的中国大地同样滋养着能征善战的匈奴人，和平稳定衣食富足的社会环境让长城以南的匈奴人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增加。

随着族群数量的不断扩大，匈奴开始逐渐暴露自己的本性：

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晋书·匈奴传》。

为什么匈奴人会不服管教？人员数量的扩大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的风俗：即没有道德礼教的约束。

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汉书详节·匈奴传上》

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民族就是这样视礼仪为粪土的性格，这就决定了其短时间内无法产生根本的改变，因此他们就是潜伏于长城以南极其恶毒的白眼狼。

中原王朝强盛时他们会保持相当程度的忠顺，一旦中原王朝发生颠覆性的动乱，他们必然会借机而起。

东汉末年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大混乱局面，面对这样的刺头民族有识之士就曾劝谏过风头正盛大权在握的曹操要防患于未然。

思虑深远的魏武帝很快便接受了群臣的建议，于建安年间果断采取措施加强对日益强大的匈奴人的打压和控制：

①指派汉人为司马，负责监视匈奴人的一举一动。

②将长城以南匈奴人划分为大小不一的五部，使之各自分散居住。

曹操之所以会这么做，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坚信只要中原政权稳定繁荣长城以南的匈奴族作为少数裔就翻不起什么大浪。

△五胡乱华示意图

而在反抗无望的情况下匈奴人自然也乐得享受中原政权和平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毕竟他们侵扰中原王朝数百年就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资源。

三、延续前政：西晋时对匈奴人的接纳及其人口状况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也延续了此前持续数百年既定的成熟国策。不仅如此还更进一步，多次接收请求内附的匈奴人，前后达十五万人。

特别是太康元年平灭孙吴后志得意满的武皇帝对匈奴人可谓来者不拒，最多的时候一次性接收匈奴人达十余万人。

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晋书·匈奴传》。

看着国内以匈奴人为代表的少数裔越来越多，部分晋臣也上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其中最为著名的乃江统的《徙戎论》。

△骑兵冲锋

江统在《徙戎论》中是这么评价四夷（夷蛮戎狄谓之四夷）的：

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

这其实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匈奴人难以被汉人所同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接下来江统的话则从侧面指出了西晋在对待匈奴人问题上所做出的巨大改变：

关中土地丰沃...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

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长城以南的匈奴人已经逐渐渗透至今陕西一带，并在这里扎下根来。

江统在这里之所以要刻意提及此事必然是西晋政府采取了置之不理放任不管的态度。

然后江统抛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即将以匈奴人为代表的少数裔全部迁出中国之地，让他们各自回归本部。

最后江统明确指出了并州之地的匈奴人为帝国最大的隐患，希望以此来警醒晋武帝：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

我之前曾对照着《晋书·地理志》估算过西晋灭吴后其每户的平均人口约为6.5人左右。

前面说过自西晋建立以后至太康元年，武帝新接收匈奴人在十五万左右，今若按每户6人计算，则约为2.5万户。

加之自西汉中后期就有匈奴人在并州（范围大致在今山西省）繁衍，经过二三百年的时间至此保守估计，仅并州一地匈奴人数量就可达45万人。这一数量确实过于庞大，因为同一时期整个并州的汉族人口也不过35万人左右。

然而晋武帝并没有采纳江统的建议。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有朝臣为你指出了存在的风险和解决的办法，一国之君对此置若罔闻，到最后不就是咎由自取活该亡国么？

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对晋武帝不必过于苛责，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匈奴人无非是太过保守了一点，这种保守恰恰是源于前朝。

首先是接纳匈奴人在中国繁衍生息是前朝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政策，在这期间匈奴人并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如此一来就迁之无名。

△惨烈的攻城战

其次是匈奴人在这里已经生存了二三百年时间，长城以南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异于长城以北的故土。常言道：故土难离。迁之无名再加上故土难离很容易激起以匈奴人为首的少数裔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叛乱。

其三是纵然能够顺利把他们迁出，但是塞外的生存环境毕竟不如长城以南。迁出之后迫于生存的压力他们侵扰边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就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维护边境的安宁。

其四是晋武帝对帝国，对未来继任者有着充足的自信。毕竟江统的《徙戎论》是写于太康元年左右，此时的西晋刚刚平灭孙吴国力正盛，而自己还有一个聪明伶俐未来可期的皇孙司马遹，所以没必要去做这些无谓的风险巨大的事情。

四、尾声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五胡乱华”的根源不是在晋朝埋下的，也不是司马家族埋下的，晋只是恰巧提供了一个后果惨烈的爆发点而已。

对待胡族由驱逐变为接纳其实是从西汉中后期就开始施行且较为有效的一项国策，所以一直沿用到了西晋。

但万事都有正反两面性，在享受其带来的红利的同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这一点就像炒股，风险是已知的也是巨大的就看操盘手及其后来者的手段是否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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