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插图/孙嘉潞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1898年，作为维新派领袖之一，他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因按乡音将“孝”读成“好”，将“高”读成“古”，让皇帝失去兴致，只赏了一个六品衔。就在公车上书第二年，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成为一代舆论巨子，激荡士林。

政治活动家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于清末民初的国耻世变中，他的政治生活云变波折，政治活动大多数并不成功。梁启超严于自我省察，其“善变”是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辞世后，墓碑上未写任何生平事迹，“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历史课本倒是一直在讲述波荡时局中的梁启超，但并未把“这样一个人”讲得全面。1917年，他决意退出政坛，之后将精力投入学术、教育事业，与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国学门“四大导师”。在被他称为“过渡时代”的近代中国，学人梁启超在思想、学术、教育等领域均介入历史的肌理，成为过渡时代难得的意义坐标。

更为难得又易被忽略的是，在给子女的家书中，他以纯任自然的口吻透露了人生后期从容、乐观的心境，也叙说着一位父亲寻常的生活点滴和不寻常的为父之道。他唤孩子们“宝贝思顺”，“没出息的小庄庄”“老白鼻（baby）”，对子女的婚事也有一套自觉“得意”和“激烈”的做法：“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决定在你们自己”。这样一个父亲梁启超，是否活泼得让人微微一怔？

后人对这些不同身份的认知深浅有别，可在梁启超不足五十七岁的人生中，它们彼此通融。在政治生活中，梁启超“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在给留学海外的子女的家书中，他始终在考虑孩子们学成归国后如何学以致用。这种少为人察觉的通融是一种提醒，“这样一个人”因多面、有血肉而真实。

当下中国依然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而“父亲”这个离每个人都很近的身份，其标准、定义的多元化也给当代人带来新困惑。百多年前，梁启超希冀着唤醒国民的新知。今天我们更深入而全面地阅读梁启超，亦是在为时代与个人的大小议题召唤新知。

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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