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青 / 文

这个季节，应该是枣花开了的季节。有很多人没见过枣花儿。枣花是绿色或黄绿色，没有果、梨花朵的硕大和鲜艳，它只是星星点点。孩童时的我们从不欣赏枣花，但总喜欢用舌头舔一舔枣花如小米的蕊，是甘甜的。

上高中前，我家还住在旧窑洞里，窑洞顶上是十几棵大枣树。在童年的记忆里，枣子红的那个季节，我们每天上学走时，都会到窑洞顶的枣树上摘一兜枣。我们边走边吃，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能一路吃到学校。

作为一个乡里的学校，大部分学生都是来自外村的住校生，他们每周才能回家一次。像我们这样的走读生，几乎每天能带点枣偷偷在课堂上吃，令他们总是羡慕不已。

去年冬天家乡的枣树

　　枣树，留在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黄土高原人的记忆里是再自然不过了。我想，如果我仍然在当地，或许不会产生回忆它的任何想法，但自从离开高原，我经常会想起小时候端着碗给枣树喂腊八粥的情景。

　　每年腊八，端着出锅的第一碗腊八粥给枣树喂饭，是全家派给我的任务。如今已记不得这个任务如何就落到我的头上而不是分给哥哥。哥哥喜静，我好动，想必这个任务最初应该是我主动揽下的吧，总之，自打我记事起枣树就归我喂。

　　给枣树喂饭，刚开始在我心里充满仪式感，庄严而神圣，喂着喂着，就成了一件趣事。

　　端着碗从家里出来，沿着小坡道上到窑洞顶，每一步都很慎重，生怕自己毛手毛脚打翻了碗。我总想那样一定不吉利，或许枣树生气了，来年不给我们多结枣子也说不定。还好，每次想了很多假设都没出现，连自己假想中的：碗快要打翻了，我施展眼疾手快的功夫在千钧一发之际接住了正要喂向黄土的腊八粥的情况也没出现过。倒是在家里，每次都是眼睁睁地看着碗碎在地上，而我连补救一下的想法都来不及产生。

　　我童年记忆中关于枣树的记忆就停留在我们家旧窑洞顶上。一进黄土圈成的枣园，第一棵瘦小的枣树是从旁边一棵大枣树根上生出来的，第二棵树上结的枣圆圆的，像妈妈给我们炒的泡泡糕，第三棵树就高大了，从下往上有三四层横枝，我可以一层一层一直爬到树枝承不住我的重量为止……童年的我熟知每一棵枣树，它们的高矮胖瘦，结的枣子大小酸甜，我了如指掌。

　　我首先给第一棵瘦小的枣树喂一大“口”，理所当然觉得多喂点它就长个儿快，结枣也多些。也不知咋的，我也理所当然觉得枣树的“口”应该是它分出来的第一个杈。我把饭用筷子使劲按在杈上，每次等到饭冻在树上才拿开筷子，这样饭就不会掉下去。好在，腊月的高原早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成功喂一棵树几秒钟的事儿。

　　一棵一棵，每年的碗都一样大，但喂饭不总是刚刚好。有时候喂完了所有的树，还剩点，有时候还剩几棵树没吃上，碗已空了。有余饭的时候好说，给园子边上的几棵野生酸枣树喂点；要是饭不够了也懒得下去添，就从别的树杈上分点。然而“枣口”夺食不那么容易，冻在树杈上的饭不是冻得抠不下来，就是力气太大被筷子戳掉在地上。

　　此时喂饭开始的庄严感荡然无存，想着，不管咋样，快点喂完，自己好下去吃饭。

　　在记忆中仅有这十几棵枣树的时候，我们家的枣子还没能敞开吃。枣子收获后，妈妈会装在一个大木箱里，过年当糖果时才拿出来。但我和哥哥总等不了那么久，想起了就偷偷摸一把出来吃，等过年的时候，已经吃了一小半儿，等第二年夏天包粽子的时候就剩一丁点儿了。

　　过一个夏天的枣子已经能出糖了，表面会自然析出一层白白的小颗粒，舔上去甜甜的，有点像蜂蜜。出糖是高原枣子独有的本领，可惜，现在很少能吃到出糖的枣子，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将枣子存过一个夏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