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攻打曾头市中箭身亡，宋江取而代之，坐上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立即把晁盖时期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在《明·容与堂本水浒传》中李卓吾对此批道：

“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

作者对此没有明确写出，评者也语焉不详。不过，从整个作品的情节发展和思想脉络来看，这一改动，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一个分水岭。

在这之前，在晁盖掌权的“聚义厅”时期，梁山泊好汉想的是造反，他们的行动是打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壮大自己的力量。无论是“三打祝家庄”、粉碎“三路兵”，还是攻陷青州、大闹华山等，无一不显示出“聚义”所产生的足以使统治者畏惧的强大力量。真是英雄扬眉吐气，贪官闻风丧胆。这时，宋江多次喊叫要接受招安，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大概他还没有完全掌握梁山泊的权力。

宋江接替了晁盖之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很明显，他要突出的是一个“忠”字。忠者，为朝廷效力之谓也。名正言顺，宋江放手大干。要效力朝廷，首先就要接受招安，取得朝廷的赦罪。于是，他把争取招安的活动，从前一个时期口头宣传，转到行动上来了。

他赚卢俊义上山，义释关胜，收服董平，活捉索超等人时，都不厌其烦地表白：屈居水浒，乃是权宜之计，是不得已的。他们旨在“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专等朝廷招安，博取封妻荫子，等等。

在“菊花会”上，宋江与众人摊牌了，把李逵，武松，鲁智深和阮氏三雄反对招安的思想压下去了。接着，他亲自到东京去进行招安活动，不成，又派了燕青，李逵再次进入东京，走李师师的后门，以金珠宝贝厚赠李师师，通过她打通枕头上的关节，与宋徽宗挂上了钩。

在这个时间里，宋江也曾组织过几次战斗，但只是防御性的，限于抵挡住官军的进攻，不是要消灭官军。从根本上说，打是为了招，为了接受招安创造条件，消除阻力。 “两赢童贯”， “三败高俅”，都是如此。

童贯率领十万大军，气势汹汹，想一举踏平梁山泊。梁山泊好汉把他打得溃不成军。当他狼狈逃窜，眼看就要全军覆灭时，宋江却立即“鸣金收兵”。为什么呢？

作者说：“原来宋江有仁有德，素怀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惟恐众将不舍，要追童贯”，断绝他受招安之路。他还把活捉到的童贯手下的大将酆美请入忠义堂内上座，“亲自捧杯陪话，奉酒压惊。"宋江向他赔礼说：

“将军阵前阵后，冒渎威严，切乞恕罪。宋江等本无异心，只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山力，被这不公不法之人道得如此，望将军回朝，善官解救。倘得他日电见恩光，生死不忘大德。”

他还派人护送酆美下山回京。

当梁山泊好汉拚着老命，把不共戴天的仇敌高俅抓到之后，宋江不是高兴，而是慌了手足。他见到张顺押来了高俅，慌忙下堂扶住，便取过罗缎新鲜衣服与他换了，扶上堂来，请他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接着宋江设盛宴，款待高俅。他向高俅乞求道：

“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缕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

宋江绝口不提高俅迫害梁山泊好汉，使许多人家破人亡的罪恶行径，把高俅屡次进剿梁山泊所欠下的累累血债一笔勾销。自己打了胜仗，反而向手下败将顶礼膜拜，口称“死罪”，把“仇敌”当作“恩人”，把灾星看作“救星”。这是晁盖当政时所没有，是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之后才出现的。

可见，尽忠，与聚义是不相容的。要尽忠，就得放弃聚义，要聚义，就不能尽忠。宋江为了尽忠朝廷，便逐渐停止聚义。这就是宋江所以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真义所在。从这一点看，宋江“改名”之举，的确是《水浒传》的一个令人注目的情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

这一字之改，是宋江的招安思想从口头上转向行动上的一个标志。这一字之改，是梁山泊好汉从造反走向招安的开始。不过，作者在写“造反”与“招安”时，态度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看来，既同情造反，也不反对接受招安。造反是逼于无奈，接受招安也情有可原。这样的思想矛盾是《水浒传》成书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