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 图/IC

布罗茨基：诗歌来自天意

本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19.7.29总第909期《中国新闻周刊》

1970年，俄裔美籍小说家纳博科夫在读了一位苏联青年诗人的长诗之后，给这位作者寄了一条牛仔裤，这在当时的苏联还是稀缺品。流亡国外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表示，只要是这位诗人发表在俄语刊物上的作品，他从来不会错过。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描述说，读这位诗人的作品，立刻就能看出来这是天才。

诗人名叫约瑟夫·布罗茨基。一个出生在苏联的诗人，一位漂泊了半辈子的流亡者，一名犹太人，用俄语和英语写作，并在198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群体同样有着不小的影响。

今年4月，《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译者是翻译家娄自良。这是继英语和俄语之后，全世界第三个语种的全集译本。经过了几轮讨论，出版社最终确定选用布罗茨基研究专家列夫·洛谢夫编辑的学术注释版，还有一篇长达七万字的文学传记作为序言。

“从国内读者的接受程度来看，大部分人读过他的散文，而且反应很好，但是对他的诗歌却所知不多，这是非常遗憾的事，这个空白很有必要填上。”《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责任编辑刘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布罗茨基的诗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面目，又常常无法与时代和政治脱离，那些诗句如同镜子，映照出充满差异的世界。

“十字架”与“玻璃杯”

译者娄自良87岁了，得空的时候，仍然是吸烟喝酒两不误。此前，他最重要的译作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六年之前，布罗茨基的这本诗歌全集摆到面前，新的“战事”由此打响。他一度成了伤兵，在医院检查出了癌症，幸运的是，后来身体恢复得不错。他拾起译笔，重新投入战场。

有时候，娄自良也会工作到后半夜，感觉累了，就歇一下，打上半天的麻将。现在，手边那部辅助翻译的辞典已经翻烂。他的眼睛也出过毛病，换了人工晶体，字要是太小，就需要放大镜。入夜之后，高高低低的三四盏灯同时打开，桌台通亮，像是在操作一台高难度的内科手术。

最重要的就是精确，尤其是布罗茨基这样复杂的翻译对象。“很多人可能觉得诗歌更重意，其实不然。尤其是布罗茨基的诗，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责编刘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篇长达七万字的文学传记，前后修改了三遍，这还没有算上一些小修小补。布罗茨基的诗歌涉及了许多哲学和历史知识，还有玄学派诗歌的影响。

翻译长篇叙事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时候，娄自良注意到两种声音的对抗，它们源自同一种意识，并经过了拟人化。碰到隐晦的地方，仍然抓紧要点，借助彼此对立的内在脉络，来确定具体的内涵。

文化差异也容易造成歧义。除此之外，还需要照顾到不同篇目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编者序言、诗歌原文和注释之间的统一。娄自良举了个例子，布罗茨基的一句诗里出现了十字架和玻璃杯，两个词都有特定的含义。十字架指的是交叉形状的监狱，玻璃杯指的是空间狭小的牢房。注释部分已经给出解释，所以只能直译。

监狱和牢房见证了布罗茨基最难挨的一段经历。60年代初期，他三次被捕，“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被关进精神病院，半夜被叫醒过来，然后浸到冷水浴盆里。最终，布罗茨基被判处“寄生虫罪”，流放到苏联的北部。1964年的那次审判后来经常被人提及，仍然能看出体制与个体之间的冲突。

当时，舆论的口袋一度松开，连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也有机会发表，这是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不过，自由化的政治气候很快被收紧的意识形态所取代。那段时间，布罗茨基没有固定的工作，靠写诗和翻译过活。按照法庭的说法，他换过13次工作，有时候能歇上大半年。

布罗茨基倚着墙壁，法官质问他，为什么会歇这么久，不参加生产劳动。布罗茨基回答说，他在劳动，诗歌写作和翻译就是他的工作。你都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法官继续追问，谁承认你是诗人？布罗茨基回答说，学校并不能教一个人成为诗人。那诗歌来自哪里？法官没有罢休。我想，布罗茨基给出了答案，它来自天意。

最终，布罗茨基不得不从现在的圣彼得堡流放到北冰洋附近的村庄，从事五年的义务劳动。不过，在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等社会名流的斡旋下，最终的劳改期限减少到了18个月。这段牢狱的经历让布罗茨基在西方的知名度大幅增长，许多人将他的遭遇视作帕斯捷尔纳克之后苏联高压政策的又一证明。

布罗茨基本人并不希望自己被描述成体制的受难者，但有意或无意间，他的诗歌和生活总是与政治牵连在一起。

水印

算起来，娄自良比布罗茨基还大八岁。当布罗茨基被流放到苏联北部的时候，被划为“右派”的娄自良已经从新疆石河子的一所中学辞职，独自回到了上海，成了一个无业游民，整日泡在图书馆，看外文书，后来才找到工作，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继续看书。到了1969年，他被诬陷为“反革命”，在监狱里待了三年，从事体力劳动。

对于布罗茨基的政治倾向，娄自良并不太认同，但是在自我教育方面，两个人却有很多共同点。从监狱出来之后，娄自良仍然不肯丢下俄语。那时候苏联的东西仍是禁忌，娄自良就看德国哲学的俄语译本，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自我教育不仅仅是自学成才，娄自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意味着你需要为自己设定方向，选择教材。

布罗茨基的经历同样罕见，他15岁从学校退学，却通过自学，熟练掌握了英语和波兰语，后来能用词典阅读拉丁文和法文，甚至学过中文。他的身边有许多专业人士，包括语言学家、音乐家和文艺学家。他从苏联官方的教育体制中逃逸，在诗歌语言中，重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属地。

离开苏联之后，布罗茨基游历过许多地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最喜欢的地方不是美国的安娜堡和纽约，而是意大利的威尼斯。

记者查尔斯·费尼韦希记录了他与布罗茨基在水城威尼斯的短暂交往。那是在1978年，布罗茨基刚刚在一个破旧的电影院参加完朗诵活动，和大约20位仰慕者一起，来到附近的苍蝇馆子聚餐，几个小桌子拼在一起，变成了四方形。

布罗茨基邀请费尼韦希坐在他身边，因为这位记者的面孔跟布罗茨基的一位朋友很像，那个朋友住在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是一位小提琴手。六年前，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离开了苏联，定居美国。

一位在场者向布罗茨基问起那18个月的劳改生涯，他描述了那里的冻土、沼泽和奇特的光照，还提到斯大林那种欢乐又怪异的笑容，以及莫斯科政府举行葬礼时的盛大排场。聚餐结束后，布罗茨基跟费尼韦希提议去外面散步，边走边聊。有时候布罗茨基会说俄语，然后迅速翻译成英语。有时候，他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布罗茨基喜欢威尼斯的冬天，伟大的诗人但丁也曾遭遇常年的流放，在威尼斯停留过很久，布罗茨基在这里感觉就像是在家里一样，尽管他并不懂意大利语。这是为数不多能让他觉得自在的地方，前后来过17次，经常来这里过圣诞节。

在这座伊甸园一样的城市，他看到了“自水中诞生的时间”。国外的生活很苦闷，但是布罗茨基并不喜欢周围同样境遇的流亡者的抱怨。十年之后，布罗茨基出版了以威尼斯为主题的散文集《水印》。二十年之后，他被安葬在这座水城。

散开的倒影

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年他刚刚47岁。他的诗歌开始出现在苏联的刊物上。当时的苏联社会，已经出现了种种松动的迹象，许多以前被封禁的作家浮出地表，一些流亡海外的写作者也选择回到国内。

与此同时，布罗茨基也被译介到了中国。翻译家孙越是最早翻译布罗茨基的人之一，当时国内并没有获奖的消息，孙越从国家图书馆借了一本布罗茨基在美国出版的俄语诗集，翻译了几首，发表在《当代苏联文学》上。

“我个人觉得，布罗茨基的诗歌在西方产生影响，主要不是因为俄语，而是因为英语创作，以及他的政治色彩。他后来去了西方。而在苏联，引起争议的主要是布罗茨基的写作技巧和写作方式，还有里面的价值观，很多人本来不知道他。”孙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对回归的侨民作家有期待，也包括布罗茨基。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语文系，就有不止一位研究布罗茨基的教师，学习讨论课上也会有布罗茨基的专题。

不过，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对布罗茨基的态度仍然有些分化。诗人库伯拉诺夫斯基在80年代初流亡欧洲，苏联解体前夕，回到了莫斯科。他同意一种说法，布罗茨基是俄语诗人里的异类，被认为是最拉丁化的一位俄语作者，但和许多受欧洲诗歌传统影响的俄罗斯诗人也不一样。

印象中，布罗茨基总是很忙，身边总是有人围着，他需要这些，就像是毒瘾一样。但另一方面，布罗茨基又常常觉得压抑，试图从公众的视线中逃离。他到世界各地游历，将那些见闻融进自己的创作，库伯拉诺夫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频繁的游历让布罗茨基后来的创作出现了自我重复的迹象。

另外，政治将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区分开来。库伯拉诺夫斯基提到，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布罗茨基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北约出兵南欧的时候，布罗茨基的态度变了，库伯拉诺夫斯基不理解，问布罗茨基为什么这样。

“90年代他的作品非常流行，大家觉得他是俄罗斯诗歌的巅峰。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并不爱俄罗斯，他并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应该说，后来他对俄罗斯的态度非常冷淡。”库伯拉诺夫斯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在美国，布罗茨基的英语创作有很高的接受度。他在1991年成为了美国的桂冠诗人，经常受邀参加演讲，他的评论和随笔被认为是英语散文的典范，《小于一》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奖，《悲伤与理智》也成为经典。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布罗茨基在中国的影响同样深远。在种种价值体系重新洗牌的9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将布罗茨基引为知己。他在诗论和随笔中将诗歌的地位提升到文明的高度上，重新刷新了许多人对于诗歌语言的认识。他被认为是继承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衣钵，同时人们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对欧美诗歌传统的回应与接续。

诗人西渡经历了理想主义的80年代，一开始的时候，将布罗茨基看做是一位文化英雄，因为他做过敛尸工、探险队员等各种工作，又常年流亡国外，在颠沛流离中，努力维护诗歌和生命的尊严。

诗人臧棣读到布罗茨基的诗歌时，在他的身上发现了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如何在命运多舛的时代获得理智”。他觉得，布罗茨基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力量，打破古今文学之间的界限，那种生命精神和命运意识让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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