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师提到某位官员，她说：“你知道吗？他是咱们学生。”她接着说起好多校友，一些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如数家珍。

另一位老师提起地方台某主持人，他说：“你不知道吧？她是咱们学生。”他接着说起好多校友，一些我不熟悉和熟悉的名字，言语中充满自豪。

回到母校工作，我渐渐知道，老师们的自豪因何而来，也渐渐知道，“咱们学生”是个简单说法，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咱们绥化学院的毕业生。

我的母校是绥化学院，她坐落在黑龙江省松嫩平原。1985年我入学的时候，她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更早的时候，她叫绥化师范学校、绥化地区师范学校，1953年建校，2004年升本。因为在本科院校中资历浅，有时被误读为“缓化学院”或“妥化学院”。

来校报到的学生，很少喜气洋洋。有的人志向高远，因为种种原因考到这里，他们委屈，沮丧，好像让谁黑了一下。他们需要一点时间，认识同学，了解老师，熟悉校园，逐渐消化掉委屈和沮丧。

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我当年是高高兴兴来报到的。高中老师说，升入高校后我可以把数学撇到一边，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像个饥肠辘辘的人终于找到免费餐馆，只管往嘴里一样一样塞东西，也不管是否消化得了。母校藏书有限，足够我借阅；恩师名气不大，常为我指点迷津。

我们还自发组织了自己的文学社，取名“野魂”。当时工字房有间展厅，只要没有重要展览，每到星期天我们就聚在那儿，交流读书心得，探讨文学现象，也交流近期作品。交上来的作品大家逐一看，逐一发表意见，修改完的作品经过筛选，发表在社刊《野魂》上。

蜡纸是要的，钢板和手推油印机是借的，纸张是自掏腰包买的，女生负责刻写和插图，男生负责油印和装订。他们没有油印经验，用力不均，蜡纸打褶，前两期《野魂》像刚出生的丑孩子，脸上有很多横七竖八的褶。孩子太丑，不好送人，就自己留着。后来《野魂》有了些模样，我们才送给老师和朋友，寄给省内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寄给我们向往的杂志社。

处女作发表了，我并不知道。孙向阳老师在红楼楼下遇到我，他说：“我在《黑龙江日报》看到《奶奶的拐杖》，署名张爱玲，是你吗？”

我太意外了，使劲点头确认。

他马上回办公室找那张报纸，说：“拿去吧，送你了。”

我连句谢谢都没说，拿着那张报纸一路奔跑，从红楼跑到工字房，又从工字房跑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找到文学社的头儿，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只把报纸摊开，把发表的作品指给他看。报纸交给他，我像完成了任务，一蹦三跳地下楼了。

作为学生，我在母校仅仅停留了两年。教学一线急需教师，学制压缩，我们成为绥化师专第一届两年制专科毕业生。我高中时代的闺蜜告诉我：“那两年你写作进步最快，你哪里是在走路啊？你在奔跑，每封信我都能读出你的速度。”

在文学社，我的笔名是“野马”。我这匹野马并没跑远，在外面兜了很多圈子后，跑回母校。2005年秋天，我这个历史系毕业生站到中文系的讲台上。

有一次暑假，我去学校，校园里空荡荡的，只遇到个别未离校的学生和几位工友，感觉心里也空荡荡的。原来，学生是学校的灵魂，缺少莘莘学子的校园，像空空的袋子；学生也是老师的职业生命，没有学生，我们何处立足？

到目前为止，绥化学院没有出过所谓的“杰出校友”，既鲜有高官，也少有富豪，他们绝大多数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基层，做普通人的工作，过普通人的日子，和这所学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目标正相吻合。

多年前，遇到《绥化晚报》同事，那时绥化的储蓄所还没有摄像头之类的设备。他跟我说：“刚采访完你们学校一个女生，她捡到十万元的存折交到派出所了。你知道吗？这女孩家庭条件很一般，马上就离校了。失主借钱要买房，账号密码和身份证就夹在存折里。”

那一刻，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为我的学校自豪。

同事接着告诉我女生的名字，我觉得似曾相识。同事说：“和她提起你，她说她是你的学生。”

我迫不及待地说：“是，她是我的学生。”我的自豪感在瞬间数倍放大，仿佛可以托着我腾空而起，我似乎不是走着离开那位同事，而是飘着离开的。事后细想，她只上过我的选修课，我们并无更多接触，她的壮举和我这个老师根本扯不上关系。我的自豪感中一定掺杂了虚荣，那是一些不易察觉的小小的虚荣。

时常接到“咱们学生”的电话，有咨询，有倾诉，有祝福，有问候。他们很努力，也很不容易。我愿意祝福他们每一个人，希望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万一谁的未来不那么美好，或者以另一种形式著名，我也应该有勇气说：“是，他是我的学生。”

摘自《咱们学生》

《咱们学生》，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

艾苓，本名张爱玲，绥化学院刚退休的写作老师，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教学之余，把文盲老娘姜淑梅培养成网红作家“传奇奶奶”。

作家艾苓或者爱玲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