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臣

编者按：临沂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临沂市社会科学院于近日成立了社科院第一家专门研究机构——人学研究所。本篇为临沂市社科院特约研究员、人学研究所所长、临沂第三十九中学高级教师周文臣先生关于人学、人性的解读，题目为编者所加，未经作者审阅。后续将陆续发表有关文章，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人学知识。

世间之事，何事最难？古希腊哲学的开创者泰勒斯曾被人问及这样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说：“认识你自己！”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曾经感慨地说：“在所有的科学中，最有用但最不成熟的是关于人的科学。”连哲学天才尼采也感叹：“我们没有自知之明，我们是认识者，但并不认识我们自身……每个人都是最不懂自己的人！”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以来人类的梦想。

走进先哲的“人性”世界

自从斯芬克斯之谜开启了人的研究领域以来，几乎所有人类思想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在这个领域中进行过卓越的思考，“认识你自己！”被镌刻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作为警世箴言，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当做每一个人都应面对的基本任务。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这方面的认识达到了古希腊人学的高峰，而且也奠定了后来的人学理论的基调。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毕达哥拉斯（前572？-前497？）认识到：人的本质是灵魂，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赫拉克利特（约前530-前470）认为：人人都有思想，并受逻各斯即理性的支配。

与他们不同，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看到了人的理性和社会性，他说，灵魂是人的最优越的部分，人的本质是精神和理性，而理性就是自我意识和反思。人必须具有知识，才能得到善；反之，无知是一切罪恶的首要根源；性善且先在，未经反思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

柏拉图（前428-前348）也认识到了人的理性与社会性，他说，人的灵魂、理念是不朽的，且先天地存在，灵魂的获得是对先天存在着的理念的回忆；灵魂与肉体对立，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和临时的载体，因而是恶的，所以只有死亡才能达到灵魂的自由而获得幸福；此外，每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因而人必须参与社会生活。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先贤们的这些认识，并有新的发展。他说，人是灵与肉的统一，具体体现为：

人既是生物的存在，又是灵魂的存在：灵魂的属性和生物的自然质料不能分离，躯体先于灵魂而产生，但灵魂是身体的统治者。灵魂有两个部分：理性与非理性，非理性先于理性而产生。非理性又有两类：一类是植物性的，与理性不相干，不受理性控制；一类是欲望，通常受理性的约束。灵魂是生命的一切能力的本原：如营养能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运动能力。如果没有灵魂，一切能力都不能存在，生物的不同在于能力的不同，只有人具有所有的能力，所以最有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即智慧或能力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加是人的特性。

人也是社会的存在：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

概括地说，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的认识的核心，是三个方面的特性：理性、非理性和社会性，它们是人的根本特性。因而，他关于人的认识其实可以归结为：人是理性、非理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

人的理性、非理性和社会性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尤其是中世纪以来，人学理论的发展总体而言是沿着亚里士多德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有的深入研究了人的理性，有的关注的是社会性，近代晚期以来关注更多的是人的非理性，但在总体上，这三大特性构成了人们试图建构人性科学的三大基本视域。

在中世纪末期，诗人但丁（意，1265-1321）认为，人的特性在于人有能够不断发展的理解力，这是对人的理性的肯定。

在近代，作为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和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法，1596-1650）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揭示出：“我”并非肉体之“我”，而是思维者之“我”，是独立自存的精神实体——心灵，即思想或意识行为的主体。在笛卡尔看来，人拥有天赋观念，主体自我既是思维者，又是感觉者。笛卡尔的观点实际上也强调了人的理性特征。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1623-1662）的一段话已经成为经典名言，他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这是以诗意的方式对人的理性的强调。

他的同胞、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1712-1778），尽管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也看到了理性之于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是人的理性使人具有了一般动物所没有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关于人的社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自先秦以来就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形成了性善论、性恶论等不同观点的争论。其实，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可以归结到人的社会性之中，是在人的社会性视域中的相反维度上的认识。

在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对于人的社会性也进行了广泛的论述：

孟德斯鸠（1689-1755）说：人类的理性具有过社会生活的愿望。

伏尔泰（1694-1778）认为：人的本性必然地把人们导向社会生活，人生来就要生活在社会里。

狄德罗（1713-1784）指出：人是一个有感觉的、能动的、有思想的生物，他合群而生，成为群居的动物，为了使群体得以维系、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法律原则，人也就出现了政治生活，成为政治上的人。

卢梭不仅强调人有理性，而且也强调人的社会性。在他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中，一句令人振聋发聩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就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性：人一出生，就属于整个社会，受到各种制约。

爱尔维修（1715-1771）认识到：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们的精神、性格、才能和道德是受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制约的。

上述孟德斯鸠的“社会生活”、伏尔泰的“人要活在社会里”、狄德罗“法律与政治上的人”、卢梭的“枷锁”和爱尔维修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等观念与思想，都是对人的社会性的不同表述。

另外一位秉持人有理性和社会性观点的大家，是德国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1770-1831）。他非常感慨地说过：“禽兽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所以人类——而且就因为它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才有自由。”

另一方面，人在为满足生活需要的劳动中，逐渐抛弃了他的自然状态，成为社会的人，纳入共同体之中。在这个共同体中，宪政、法治、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被共同体成员所承认和尊奉，这样，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成为共同体精神——它源自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与政治，其实质就是，个体应当遵循公理而生活。共同体精神是黑格尔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

在西方思想家之中，马克思（1818-1883）关于人的观点对中国人而言是非常熟悉的。他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充分肯定。

在近代思想家中，有两个人对于人的认识最为全面，一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1711-1776），一是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

休谟的《人性论》一书的全部内容共有三大块，分三卷论述，名称分别为：论知性、论情感、道德学。显而易见，这一著名著作的核心论题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非理性和社会性的不同称谓。

对于康德，日本哲学家安倍能成评价说：“康德是一个蓄水池，前两千年的水都流进了这个池中，后来的水又都是从这个池中流出去的。”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动人而又崇高的评价，足见康德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康德的哲学是以“我是谁？我是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能知道什么？”等人学问题为中心来展开的，他说：人是立法者。

首先是人为自然立法。以往的哲学争论不休，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原因在于没有对先验自我的理性认识能力和界限进行批判。此外，以往的哲学都假定认识必须符合对象。其实，客观对象是不可认识的，事物本身是不可能直接搬到人的意识中的，即使它能转化为观念，这种观念也没有普遍必然性。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物自体显现给我们的样子，即现象。因此，自然——即现象的总和，并不是脱离认识主体独立存在的自然，而是认识中的自然，这个自然的一切法则都是由人规定的，所以叫“人为自然立法”——康德本人把这一认识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揭示了认知主体的能动性，也揭示了人是作为天赋地具有理性能力的动物而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理性的动物。这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主题，是对人的理性问题的深入研究。

其次，人为自身立法。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善表明了人之高贵，善意味着人的自由。因此也可以说，善是人的本质。善来自于善良意志，善良意志先天就是善的，与经验无关，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是人的德性，这一德性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是靠责任来实现的，责任就是尊重道德规律而产生的行为的必然性，道德规律是客观的，又叫道德命令、绝对命令，要使它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就必须使它首先转化为人们的主观准则，因此，人要为自己立法。这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由规律，保证了自由的普遍有效性。这样，康德建立了人的道德的形而上学，这构成了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主题，是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揭示。

在他的第三本著作《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讨论了“人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这一问题，也讨论了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作用方式以及审美能力等问题，可以说，是对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系统研究。

这样，康德的三大批判完成了对于人的理性、社会性和非理性的全面论证，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以亚里士多德为蓝本的升级版的人学体系。

近代晚期以来，随着叔本华的意志论、狄尔泰的生命冲动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弗洛伊德的人格动力学等等理论的提出，人的非理性问题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被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德，1788-1860）认为，世界是由感知者所看到的表象构成，而支配这个表象世界的是意志。人的本质就是意志，人不过是意志实现自身的工具，所以是意志的奴隶，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意志的欲求。但是欲求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人的一生会有一连串的痛苦与不幸。因此，人生的本质是意志和痛苦。由此，叔本华揭示了人的非理性的形而上学起源.

生命哲学创始人与解释学的早期代表人物狄尔泰（德，1833-1911）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永恒冲动，是包括意志、情感、愿望等心理要素的一种人的内在经验，它处于盲目而又有秩序的不断流变之中。人们只能依赖个人内在的体验与感觉来把握。生命冲动的内在体验的外在表达形成了文学、艺术、宗教等形式的精神科学。

帕格森（1859-1941）认为：自我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种种感觉经验、思想、观念，是能够表达出来、告诉别人的意识，是意识的表层；另一个更深的层次包含原始的情感、情绪、意志、欲望，它们相互交织融合，形成一个无法表达、不能传达于别人、只能为自己所体验到的意识统一体，是一种绵延的生命之流、生命冲动或主观生活之流。

另一位唯意志主义哲学家、超人学说的创造者尼采（德，1844-1900）高呼：上帝死了！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价值体系必须摧毁。然而，上帝死了，谁来安慰我们？人的生存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依据，即人活下去的理由何在？尼采说，就在于艺术和审美，在于追求权利、利益、扩张自己的本能和意志，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权力意志、潜能意志，以诗性的精神给人生增添光彩。所以，人的本质是权力意志。

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著名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奥，1856-1936）主张，人的本质是潜意识，即意识不是心理的实质，只是心理的一个属性，一个不稳定的属性，它旋即消失，消失的时间远长于存在的时间。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潜意识是精神生活的一般性基础。潜意识属于本能的领域，所要表达的含义，通常与意识本身或意识表面的意思相反，反应的是本能的要求，是非理性、反理性、甚至反伦理的。

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人是一个在联系中生成的存在：

海德格尔（1889-1976）说：传统人学有两个要点：一是把人规定为理性动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二是认为人是一种能超越出自身而达到神的存在者。它们（甚至包括尼采）的思维方式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在追问“是什么”，等于把人的本质看成是先天的、现成的，遗忘了存在者的存在问题。人的本质正是在存在中形成的。人总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和走向死亡的存在，所以，人的生命处于社会整体和历史性过程之中，与各种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的无穷无尽的存在合而为一。因此，世界万物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现成的东西而被人凝视，不是“我思”的客体对象，而是人“融身”、“寓居”并对人揭示自己、展示自己的人生家园。因此，人对存在的领会、理解就是人的存在的规定。“人-世界”的合一优于“主-客”关系，并且是后者的根基。

蒂里希（1886-1965）认为：我-自我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就是基本的本体论结构，它包含了一切。没有世界的自我是空洞的，没有自我的世界是死的。人与世界万物的融合关系构成了“自我-世界结构”，这种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是内在的、非对象性的，和相通相融的。

在文化人类学家那里，人是一种由文化所决定的存在物：

韦伯（1864-1920）与格尔兹（1926-2006）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卡西尔（1874-1945）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符号化的思维与行动，所以，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或“象征”活动。

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1913-）认识到：人具有非专门化、非定型性和向世界开放的特性；人是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传统的存在、现实的存在。

社会思想家布尔迪厄（1930-2002）使用惯习的概念来表达他对人的认识。惯习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它把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欣赏和评价的母体发挥作用。依靠对各种框架的类比性的转换(这种转换能解决相似地形成的问题)，惯习使千差万别的任务的完成成为可能。

人的本性及其现实依据

综上所述，理性、社会性和非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这是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人类对于人自身认识的根本性的成就，是“认识你自己”这一智力运动的主要结果。

因此，把握人的本质，必须从理性、社会性和非理性出发。相应地，人格研究也必须以这三个视域为基础。

“理性”的内涵极为丰富：是指人所独有的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和态度，这种智能通过论点、论据或者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表象来发现结论、真理、意见和行动的理由。

“非理性”指是一切有别于理性的精神因素，如动机、兴趣、欲望、情感、信念、信仰、意志、习惯、本能等等；也指那些反对理性哲学的非理性思潮，如意志论、生命哲学、神秘主义等等。

“社会性”揭示了人的“伦理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及“政治的存在”等诸多的存在性特征。

理性、社会性和非理性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依据，那就是它们分别与人类所面对的三大基本关系相对应：

1.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是人类最先面对、也是必须面对的一种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

在认识自然方面，人类经历了由万物有灵论到理性论的转变：万物有灵论认为，一切事物背后皆有神灵，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控制、支配着天地万物的运行。后来，到古希腊哲学家群体产生之后，人们开始了运用自然之力来解释自然的道路，认识到自然具有内在的逻辑性，称为逻各斯或理性。后来，理性进一步地变成了刻画人的特性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理性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之一。

在改造自然方面，理性具体表现为：人类创造了数不清的各种技术，展现了人类所具有的种种能力。

在利用自然方面，人类由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敬畏自然变成了当今人类对大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与破坏，走向了理性的反面，这是需要现代社会反思和检讨的，在此暂且不论，单就理性的作用而言，正是靠了理性，人类才有了比任何其它动物都不具有的利用自然的强大能力。

总之，理性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度。理性的发现和运用，使人类拥有了所有动物都没有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的各种能力。

2.人与社会的关系：

经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引发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因为，无论是认识自然、还是改造自然、以及最终的利用自然，都免不了群体的合作；而且，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家庭、村坊和城邦国家之中，人在本性上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要过优良、幸福的生活单靠个人是达不到的，只有在群体中乃至在国家中才能实现，所以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社会、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中。这就催生了人的社会性。一个人能否融入社会，既需要有善良、正直、宽厚的基本品质，又需要具备基本的责任意识和积极的态度，也需要拥有良好的沟通技巧。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不仅会面临很多麻烦，而且也很难有大的发展，甚至无法拥有幸福的生活。

3.人与自身的关系：

相对而言，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人类最后发现的一种必须面对的关系，这一关系其实包含了三个方面：即人与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对于“过去”，有的人善于汲取经验与教训，时常反思自己，寻求发展之道；有的人则讳莫如深，掩饰过失；有的人被过去的成与败所限制，有的人则满怀激情，把它们作为起点，谋划未来。对于“现在”，有的人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有的人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稀里糊涂地过日子；有的人关心长远的发展，有的人则只关心当下的享受与得失。对于“未来”，有的人有清晰明确的规划与蓝图，更多的人则是抱着听天由命、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关注未来、谋划未来，应当成为每一个人都要有的基本态度。总之，人与自身的关系催生了人的目的性、意志性等多种特性。如何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常常是导致人的千差万别的重要因素。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三大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求真、求善和审美，真、善、美就是这三大关系的正向的极致，与之相反的则是假、丑、恶。

另外，中国文化的三元底色——道、儒、释——可以粗略地与这三大关系相对应：道家主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儒家主要是关于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规范，佛家主要地是关于人与自身关系的一种领悟。当然，这里的对应是总体的、粗略的、和相对的，仔细的分辨便可以看到，每一传统也都具有与三大关系的对应。

总之，在考虑人性结构时，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三大关系的考虑既是必须的、必要的，也是充分的。

原载嘉源、周文臣著：《三元人格》，海天出版社，2013

（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