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流觞

今天不妨以文学为经，把魏晋风流分为五代。

先聊“建安七子”时代，这是魏晋风流的第一代。

这时代，诗文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称之为“建安风骨”。

建安“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

孔融是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但他仗着有才爱多嘴，曹操为儿子曹丕杀了这只骇“猴”的“鸡”，后来又杀掉了多嘴的杨修。

于是，文人们老实多了。

建安七子

后至正始文学，此期处于魏晋易代的转折期，这为魏晋风流的第二代。

此期代表人物有三个，即何晏、王弼、夏侯玄。

这三位都是大贵族，号称魏晋玄学的三大创始人。

何晏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继子兼女婿。王弼是王粲的嗣孙，刘表的曾外孙。夏侯玄的叔祖父是夏侯渊，亲舅舅是曹真，亲表弟是曹爽，亲妹夫是司马昭。

司马家族把曹魏轰下台后，特别害怕别人谈论“忠诚”这个词，更加害怕人民群众谈论国事，总觉得别人都在背后戳他们家的脊梁骨。于是，人祸横行，说不定哪天就被打了个小报告掉了脑袋。

以何晏为首的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但何晏带头吃起“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结果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王弼死得及时，在何晏被杀的那一年染上瘟疫死了，年仅23岁。

于是，文人们更老实了。

何晏

随后，竹林七贤接班第三代，七个大老爷们躲在竹林里清谈，且一齐喝酒。

哪七位？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其中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咸则是阮瑀的孙子。阮籍则是阮咸的叔叔。祖孙三代都混进了顶级文学圈，够牛。

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是嵇康。嵇康不仅清谈写文章，还业余打铁卖农具。不仅喝酒，还坚决服用五石散，结果又悲催了，药越吃越多嘴，腰越吃越笔挺，写下了抨击司马氏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然后，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杀了嵇康这一只骇“猴”的“鸡”。

就这样，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走向了刑场，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

而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却活了下来，他装疯卖傻，连续醉了两个月，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

原来，篡位者如此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这般有恃无恐！

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嵇康被杀后，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转而专攻绝对的清谈。

竹林七贤

魏晋风流的第四代核心是擅长清谈的王导和谢安。

王导的堂哥就是西晋的清谈领袖王衍。

何为清谈？士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

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

东晋初，王导极力推动清谈之风，以之团结南方士族，安抚北方士族，进而巩固江东政权统治。他并非仅用于清谈场以自托风流，更重要的是以清谈的方式向南北士人宣传其政治观点。

之后，清谈的目的有了很大的变化。

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变得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

比如谢安和他的四弟谢万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进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

王导谢安纪念馆

魏晋风流的第五代的代表是“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

作为“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粉丝众多，或爱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的文，或爱他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

归隐田园，是本性使然，也是社会现实使然。

放飞心灵，追求闲适，这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本性。

他也曾胸怀壮志过，但身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且有门阀制度的阻碍，他的梦注定破灭。

为了生存，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他才出仕为官，但仅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小官，壮志难成，只能苟合取容，降志辱身，虚与委蛇......

他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他已过“不惑之年”（41岁），迫于生计，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

可此次为官，他仅上任八十余日，便解印挂职而归。理由很简单，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

从此，他结束了曾经的努力和彷徨，“爱丘山”的夙愿最终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开始了他的耕读生活。

归园初期，他在自家门前种了五株柳树，自称五柳先生。又开垦了一片荒地，种下庄稼、蔬菜、花草，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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