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木心出生开始写起，至1956年29岁结束，夏春锦的《文学的鲁滨逊》为读者讲述的是木心从稚嫩青涩到初尝世事的渐变之路。当作者将木心执意离乡寻找远方之后的诸多标志性事件串连起来，这部书就不可避免地散发出青春的独特光芒。换言之，离乡之后的种种经历才是这部书中最浓墨重彩、最引人遐思的。

一九四三年，从小喜欢画画的木心在艺术理想的召唤下，全然不顾家庭让他读法律或医学的安排，离家前往杭州。在杭州住下后，报考国立杭州艺专是十七岁的他为自己设想的下一段旅程，这段旅程既远又近、虽近又远。在杭州，木心迷上买旧书，逛旧书店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只要上街，他总不由自主地拐进书店里，购买旧书成为自然而然的举动。因为书太多太重搬不动而雇黄包车拉回，对于木心是常有的事情。于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这一天，木心和上海美专的同学三三两两分头前往上海郊区的万国公墓，瞻仰先生。在白色恐怖的特殊时期，他们的行动是小心翼翼的。在先生墓旁合影，留下的是对文豪的崇敬，也是对未来的憧憬。在“六五”事件中，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同学，确保在逃同学的安全、把征集到的营养品轮流送进监狱，这是乱世中有担当、有血性的流露。

除却担当与血性，木心还有决心，有理想，有爱好。当然，意气风发的美好时光，并不止于以上罗列的。与席德进在台湾的彻夜长谈、互相激励，也是难以忘记的。两个人在各自青春时的固执与坚持，一览无遗。虽有些傻气，却很可贵。一旦过了青春时光，傻气亦将不复呈现。与青春有关的还有在林风眠的画室里赏其得意之作，这时的木心两眼发光、如饥似渴、流连忘返，它们在他脑海里烙下终生难忘的印记。

在时而顺畅时而阻滞的人生之河中，这些标志性事件是浓墨重彩的几笔勾勒，是立于暗礁之上的小心翼翼与充满斗志。前半生是后半生的前因，这些事件暗藏着往后余生里坚定前行的力量。它们的显赫存在，仿佛可以抹去木心身后的时代变局，青春之耀眼由此可感。

然而，这些标志性事件之重要性并不局限于此，其意义还在于它们自成读者生发联想的导火线。正如人之骨头，会长出肉来。正如大地，会生出绿草和大树。正如河流，会有虾戏鱼游。决意离家出走，从乌镇到杭州的道上，木心心中有何剧烈的心理斗争？在杭州购旧书成痴似狂，如何在只有一人的灯下，把文学家、画家、音乐家们的传记读得爱不释手、浮想联翩？祭拜鲁迅先生需要勇气，那么先生在木心的世界里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分量，他又是如何在先生的启迪下坚定艺术之路的，他后来的诗歌、散文创作得到先生怎样具体而微的影响？有参与营救同学的种种举动，可知木心并非被关在艺术象牙塔里的柔弱青年，强韧的一面又可寻得怎样的精神源头？

有感染力的传记，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作者靠书写，读者依赖的是书写之后的品读与联想。没有任何一部传记可以完全再现传主丰富、复杂的一生，故而读者与作者是互相成全，互为助手，二者一道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关于本书创作的目的，夏春锦说：“只是力所能及地通过图文如实讲述他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是如何从出生到求学再到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以艺术为志业的生命历程。”爷爷奶奶辛苦付出攒下的家业、母亲父亲给予的关心与牵挂、茅盾林风眠夏承焘等前辈的照拂、席德进贺鸣声张怀江等同学的陪伴，以及急剧变迁之时局的笼罩，都在影响着青年木心的成长。本书之感染力正在于此，即创设了木心成长的氛围，譬如木心和茅盾、木心和林风眠之间的对话，皆合情、合理，有还原当年情境的真实感。

这部传记出彩之处还在于作者设身处地的体贴。在传记写作中，体贴最难，这其中包括作者对传主的体贴，也包括作者对时代的体贴。体贴无须登高一呼的宣告，而是内化于字里行间对传主生平与心境的一种感同身受。关于夏承焘对木心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一话题，夏春锦尤其重视木心自己说过的话——与夏先生诗词往还之后“我才野性稍戢”，并认为一代词宗对木心影响特别显著。他认为：“以木心向来精粹节俭的语言，这是审视夏承焘对其影响至关重要的当事人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还有什么比性格的同化还要来得深刻的呢？”人之受他人影响，往往从一举一动开始，渐渐变成他人那般模样。正因为木心与夏承焘的交流时间不算长，方可见出其受影响之深之远。

夏春锦痴迷木心研究多年，从《爱木心》到《木心考索》直至今日的《文学的鲁滨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一直是他不变的原则。木心在杭州听夏承焘讲过《桃花扇》，具体情形因资料阙如而存疑。木心因被上海美专地下党委派完成一项“秘密工作”，以美术教师的身份前往台湾，然秘密工作具体为何尚不得知，故而只能放空白。痴迷，是夏春锦情不自禁的投入，但在撰写木心研究的相关文字时，夏春锦是理性的、客观的，并不被痴迷带着走。由此可知，站在木心面前的夏春锦，是兼有读者与研究者两种角色的。冷静审视与热切喜爱的兼而有之、并行不悖，无疑让这本书的情感分量更为厚重。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