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汉书》记载：“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今商丘睢阳区）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商契）之墟也。”也就是说，周朝封微子启（纣王兄长）于宋，原因在于宋地是商契之墟，将商朝遗民封在了祖地。既然宋地是商族祖地，那么此地必然存在大量先商痕迹。

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与中国进行考古合作，共同发起“商丘计划”，目的是在商丘探寻先商踪迹，揭开先商的神秘面纱。

历经十余年的艰苦探寻（下图），虽然联合考古队发现了西周宋城，取得了一些重大考古成果，但一直没能发现成规模的先商遗迹，最终只能抱憾而归！

那么，到底是联合考古队运气不佳，没能发现先商遗址，还是搞错了商族起源，商丘根本不是“阏伯之墟”？2010年，河北石家庄发现的一座先商遗址，推翻了《汉书》记载，商族另有起源。

首先，甲骨文中的神秘宋国

周朝封微子启于“宋”，那么为何商朝遗民会被封在“宋”地，背后有没有耐人寻味的考虑？其实是有的，周代宋国之所以叫“宋”，并非没有缘由的。

先秦文献中，“商”与“宋”通用，比如“商太宰见孔子”，肯定不是商朝太宰见孔子，而是宋国太宰见孔子。之所以如此，其中郭沫若等学者考证认为，“宋”中之“木”有“桑”音，而“桑”与“商”同音，因此古代“商”、“宋”互通。如果这样，那么周代宋国即为商国，更重要的是由此或可找到商族祖地。

在甲骨文上，有一个记载值得重视，即武丁封“子宋于宋”，武丁将亲子“子宋”封在了宋地。如今考古发现，商代宋国位于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宋子城遗址”。

既然商宋相通，那么武丁封“子宋于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子宋于商”？而帝舜封商契在商地，商地是商族祖地，如此，是不是意味着商朝祖先之地是在石家庄一带？

其次，石家庄发现先商遗址

1956年，在河北石家庄平山城西门外冶河东岸，考古发现一座横跨仰韶至战国的遗址，该遗址面积只有2.2万平方米，存在较厚的商文化层。

2010年，在河北石家庄鹿泉区北胡庄，考古发现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距今4000到3600年，初步判定大约为15万平方米，是石家庄面积最大、出土最多的先商遗址。

其中，该遗址距今4000年的时间判断，也与历史记载有一定吻合之处。根据史书记载，大禹治水距今4000年左右，当时商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后被帝舜封在商地。

石家庄文物局副局长张献中介绍，先商、早商和晚商文化，在石家庄区域都有广泛的分布，“从目前遗址分布地域看，都证明石家庄区域是汤商祖先的发祥地。（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从实物角度印证了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是商祖先的发祥地。”

总之，从如今考古发现来看，在距今4000年时，商族出现于石家庄一带，因此石家庄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必然是商族祖地之一。

第三，考古表明商族逐步南下

商朝起源于石家庄一带，他们如何南下灭夏的呢？考古大致揭示了这个过程。

2014年，在河北省邯郸市薛庄附近，考古发现“邯郸先商古墓群”，遗址墓群密度之高，出土文物数量及种类之多，在中国先商考古史实属罕见。

本世纪初，在河南濮阳高城遗址，考古又取得一些新发现，即高城遗址横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先商时期）、殷墟时期、周朝、秦汉等时期，其中出土过一些先商文化风格的文物。

上个世纪，在邢台到安阳一带，考古发现漳河型先商文化遗址，即“漳河型文化”。后来，在河南新乡辉县一带，考古发现先商文化遗址，即“辉卫型文化”。其中，在河南辉县孟庄一带，考古发现工事较为完备的先商古城，高达12.5万平方米，表明当时商族已是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极有可能与王亥有关。

从考古来看，商族逐步南下，即从石家庄——邢台——邯郸——濮阳——新乡辉县，逐步逼近夏朝统治核心区，最终灭掉了夏朝，并先后建都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如此也就推翻了《汉书》关于商丘的记载。

综上可见，商朝起源于河北一带，大概天气变冷，于是商族逐步南下，进而与夏朝逐鹿天下，所以在如今的河南商丘寻找先商踪迹，注定难有成果。

正因如此，纣王之子武庚，商亡后周朝让其建立邶国，但在周武王去世后叛乱，失败之后逃亡河北老家，因为河北涞水出土的多件邶伯铜器即其证据。与此同时，周人将召公奭封于燕，在河北一带建立燕国，最初所防备的可能也是商朝残余势力。

最后，关于“阏伯之墟”，更多文献指向的是河南濮阳，比如《水经注》记载“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因此史书上的“商丘”不在如今的商丘，而可能在如今的濮阳。当然，按照商朝起源来说，“阏伯之墟”即便不在濮阳，大概也是在冀南豫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