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非常重视“层次性”，一生努力不懈，目的即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

「曾仕强每日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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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搞不懂“情理法”，甚至错把“情、理、法”的次序，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排序，认为情排在最前面，实在大错特错。

要知道，中国人的“情、理、法”系统，有其独到的奥妙。

现在我们多半行而不知，自己说不出“情、理、法”的真义，却要不断地把它改变成“法、理、情”或“理、法、情”，固然不知者不罪，却显然造成了无心之过。

那么，情、理、法的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对一个人能否成大事关系很大呢？

1

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华文化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由下而上，分别为“务实”“不固执”与“中庸”。

务实的表现，在守法；不固执的要旨，在讲理；而中庸的切入口，则在于论情。

由上而下，正好构成“情、理、法”的顺序。

在教育并不普及的时代，老百姓属于学识既不丰富、情理也不练达的低层次大众。

他们以“务实”为依归，遵照做人应该规规矩矩，做事必须实实在在的道理，而最具体的行为表现，莫过于“守法”。

官吏的学识至少比一般老百姓要丰富，对于情理也应该多一些了解。

让他们拥有一些弹性空间，能够自主地衡情度理，然后找到合理点，当然比遵守僵化的法条要灵巧得多。

但是官吏一讲理，就会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场面，这时候高层人士的“情”，就很自然地影响“理”的抉择与判定。

在某些城市，“法”常常具有不需要的全都齐全，需要的那一条刚好欠缺的特性。

选举发生弊端怎么办？把选举罢免法翻来覆去，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这一条。怎么办？

比如先宣布某位先生当选。根据哪一条呢？“什么哪一条，这样才合理啊！”

可见，“理”的层次比“法”高，找不到法的依据，或者认为法不合理时，我们就会依“理”解决。

法院审理，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法的依据。于是往上推，比如让高层人士开会决定黄先生当选。

根据什么法？依据什么理？有人说：“何必呢？情面难却啦！”证明“情”的层次又比“理”高。

高层的“情”，可以决定中层的“理”。

但是有一点，“情”如果凭良心，衡情度理的结果必然相当合理，大家就能够接受。

“情”若是滥用、私用，以致违背了良心，那么得到的结果必然是歪理，偏离了正道，令大家不服。

2

问题是，很多事件往往是依“情、理、法”来处理的，为什么还要讲一切依法不可，是什么道理？

因为“情”“理”“法”的结构，有其不可分的关联性。

“法”居于基础地位，表示“论情”和“讲理”，都不能脱离守法的范围。“法”原本有其弹性，在合法的范围内，衡情度理，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但是，一个人要成大事，仅凭“务实”是不够的。

必须在“不逾越规矩”“不违背实在”的范围中，以“不执着”的态度，多找几个答案。

保持学则不固的心态，听到别人的意见，并不马上接受或拒绝，都把它当作使自己不固执的一种参考意见。

然后等到时机成熟，考虑周到，这才“择善固执”，找到真正的合理点，再加以适当的坚持。

任何事情要妥善解决，并不是完全依法就行得通。

一切依法，所依的法如果不合理，究竟妥善不妥善？解决的方式可能是合法未必依法，可以解释为依法找到合理的答案。

“理”的最大难题，在不易明。

大家都讲道理，却实在没有把握真正的道理在哪里。

科学家追求真理，却一个紧接着一个，在努力推翻前人所指称的真理。

人最可怕的毛病之一，在于只承认自己的道理，不相信别人所说的道理。

中国人更是普遍十分讲道理，却常常不讲道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只好交给高层人士，以“情”来裁决。

良心是判断道理的最好标准，如果这一点都不相信，那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呢？

高层人士是否凭良心，则交由中层和基层广大的人群来决定。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心知肚明。

哪些高层人士凭良心，哪些高层人士口是心非，终究骗不了大家，公道自在人心。

只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于不一定会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于是有心人报喜不报忧，极力巴结逢迎，造成高层人士常被“小人”包围的可怕现象。

自古以来，高层人士大多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仔细考验周围干部的言行，恩威并济，使其不敢有所隐瞒。

而且稍有不轨，也处分得特别严苛，以致下属常发出“伴君如伴虎”的苦叹。

高层自爱，又能警惕于干部的真忠与伪忠，实贤与虚贤，密切注意干部有没有能耐把自己的“情”控制到依法合理的地步。

如果可以，自然可以成为人人称道的君子，成就一番功业。

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情、理、法”的行为标准，其实就是孔子学说中的“仁、义、礼”理论。

我们希望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字要竖着写，因为它有一个层次性。

儒家是非常讲礼的，这个礼就是我们所讲的法。

孔子非常遵从周公，就是周公治礼，把治得很完整，今天的话叫制度。

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制度的，很多人觉得中国人非常随便，不守规矩，其实这是误解。

我们最会把制度定起来，而且最早把制度定得很完备。那时候以周公为代表，几乎所有临近的国家都向我们学习。

重视法，重视制度，在儒家的学说就叫做礼。

可是，这些东西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合乎义。

义就是理，义就是合理的意思，制度必须要合理。

如果不合理，大家就会抗拒，就会阳奉阴违，甚至很多人要把这个制度改掉。

要知道，中国人是这样，我们只接受合理的制度，很不喜欢不合理的制度。

问题是，合理不合理很难讲，因此，就进一步提升到仁。

仁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情，它就是人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中国人是从下往上一层层提升的，跟西方人从上往下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观念就认为，写在前面的一定最重要，其实不是的。

人性如果不合理化，那也很可怕。因为有阴就有阳，有善就有恶，有好的念头，就一定有坏的念头。

一个人不可能统统只有好的，完全没有坏的，那几乎做不到。

圣人很少，大部分人想进、想退，想这样、想那样，想好、想坏，这才是正常的。

人性要合理，制度也要合理，你会慢慢了解到，我们是以义为中心。这就非常符合《易经》的道理。

《易经》的道理就是中间最大。

中国人是中间的最大，只要很重要的东西一定摆在中间。我们的中轴线非常重要，所以叫中。

“仁、义、礼”，这三个以义为主，仁必定要合义，礼也要合义。

我们中国人讲合情，一定会讲合理。讲合法，也要讲合理，总要把这个理放在中间。

合理的人情很可爱，不合理的人情就很讨厌，而且会害我们。合理的制度非常好，不合理的制度就有负面作用的。

这样就很清楚了。

大家只要把中国人这套思考的理路弄清楚，在日常为人处事中，就能看得很清楚，做起事来游刃有余。

总之，中国人非常重视“层次性”，一生努力不懈，目的即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

因为我们历来重视修身养性，越高的层次代表越高的修养。

就像人人都非常尊重和仰慕得道高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层次高，修养好，可以成为众人的榜样。

期待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成为德才兼备的高人。

本文内容：曾教授著述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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