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10月31日讯（记者万建辉）“以此次发现的宋代古井所处的方位看，基本可以确定它位于宋代鄂州（武昌）城外西南角，处于文献记载的宋代鄂州（武昌）南市范围内。”

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10月28日晚报道的《武船厂址发现宋代、明清两座水井及疑似墓葬区》，稿中提到其中的宋代水井所在的武船厂址，可能与宋代鄂州（今武昌）城外的南市有关联，引发网友广泛关注。网友纷纷留言提出保护利用建议。

此次在武船厂址发现的宋代古井，推测位于宋代鄂州（武昌）城南市。武汉市考古所供图

为弄清宋代鄂州（武昌）南市是个什么地方？为何南市会留下一口千年古井为后人发现？南市对于鄂州（武昌）城，乃至于对宋朝的商贸格局与国防有何意义？长江日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严昌洪教授，请他为关注关心此次宋代古井发现的读者、网友答疑解惑。

夏口城、郢州城、鄂州城、武昌城城墙叠加示意图，黄色字体的“鄂州南市”标注在鄂州（武昌）城西南角。

“形象的说，宋代古井所在的鄂州（武昌）南市，相当于明清时期的汉正街。武汉地区的商业中心（市）有一个演变转移的过程。清代张行简《汉阳县识》称：‘三国时市盛于石阳，见《三国志·陆逊传》。唐宋集南市，范成大《吴船录》陆放翁《入蜀记》皆载之，元明会于金沙洲，成化间汉水改道，直达入江，市移汉水南岸，沿及北岸，近成中外通市矣。’”

鄂州（武昌）南市资料图，认为南市范围在鄂州（武昌）城南沿江一带，即今武昌鲇鱼套及附近沿长江和巡司河一带。

严昌洪说，宋代鄂州（武昌）城内主要承担了行政职能，随着城市发展，商业功能漫溢到水路交通便利的城外码头周边，形成南市。明清时期，江北的行政中心在汉阳城内，明成化年间开始，商业逐渐在汉江入江口汉口一侧聚集，形成汉正街，并逐步扩展。

为何南市也称“南草市”，严昌洪提供的资料介绍，草市原来是乡村定期集市，各地又有俗称，两广、福建等地称墟，川黔等地称场，江西等地称扵，北方称集。草市起源很早，东晋时建康（南京）城外就有草市，大多位于水陆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驿站所在地。其命名用意，或说因市场房舍用草盖成，或说因初系买卖草料市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宋代，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居民点，个别的上升为县、镇；而紧临州县城郭的草市﹐则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市区。

那么宋代鄂州（武昌）南市如何形成？规模多大？严昌洪介绍，南市的形成，要从武昌城的发展演变说起。公元223年，孙权在蛇山近江处修筑夏口城；南朝宋设置郢州，州治在夏口城，城名改称郢州城，并加以扩建；隋朝改郢州为鄂州，城名随之改称鄂州城；唐代中期，武昌军节度使驻鄂州城，这成为鄂州城叫武昌的渊源；牛僧孺任武昌军节度使时，把夯土板筑城墙新建为砖砌城墙，城池首次越过蛇山，直抵蛇山南面的湖群。

宋代陆游登上鄂州城内蛇山顶的南楼时，是“下瞰南湖，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的场景。蛇山西南方向，夹江连通两湖，这里波平浪静，沿港沿江形成鄂州（武昌）南市，这里“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

南宋时王炎《双溪类稿》卷二十三《上户部薛侍郎》记述鄂州称：“且如湖湘，唯鄂渚最为要地。盖南则潭、衡、永、邵，西则鼎、澧、江陵、安、复、襄阳数路，客旅兴贩，无不辐凑鄂渚。”商业的兴盛和水陆交通运输的优势，使宋时期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得以兴起。 “南草市即是唐以来鄂州地区农业进步、人口增长、市场繁荣的产物。鄂州城内无法容纳大量增长的人口，其直接结果便是城外草市的兴盛。来往于鄂州的商贾行旅，在城区西南角的黄鹤楼外泊舟与交易，南草市就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严昌洪说，1135年(宋绍兴五年)岳飞以清远军节度使、荆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身份坐镇鄂州，形成长江中下游的军事中心。1141年(宋绍兴十一年)宋金“绍兴和议”后，鄂州商业和水上运输业兴盛起来。鄂州城南至临江一带及鹦鹉洲上发展成鼎盛的商市，称南市。也就是说，到南宋和金朝对峙的历史条件下，鄂州优越的交通地理条件依然是沟通东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鄂州南草市的兴起反映了当时鄂州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而在南宋时期的鄂州城既是抗金的军事重镇又是长江中游的商业贸易中心，南市到南宋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繁荣。

以至于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称：“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街道里巷）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南宋诗人陆游也赞道：“自京口以西，皆不及……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编辑：邓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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