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是怎么样让苏联解体?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1985年发起了经济改革,主要目的是将苏联经济推进到“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苏联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改革,戈氏这次规模和深度都是空前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戈尔巴乔夫是怎么样让苏联解体?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1985年发起了经济改革,主要目的是将苏联经济推进到“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苏联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改革,戈氏这次规模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可惜,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错误,使这次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改善经济,反而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危机,越陷越深,直到联盟解体。
就经济改革这个角度来说,其原因概括地说有如下几点: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操之过急,路线错误,破坏了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和稳定的环境。
经济管理体制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有着复杂的内外联系。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从1987年一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推行超阶级的民主化、公开性,强调民主化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动力和保证,而根本忽视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什么也搞不成。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苏联全国各派政治势力进行越来越激烈的夺权斗争,国内日益加剧的政治动荡,破坏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民族冲突日益激烈,各共和国间、地区间、企业间经济联系被破坏,有时甚至完全中断。
特别是一些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割据封锁,割断和搅乱了原有的经济管理体系和经济联系。各共和国间商品交换占输出总额:俄罗斯为68%,乌克兰为85%,其他大多在90%以上。旧的体系破坏了,新的体系和联系又未建立。许多企业的正常生产难以维持。社会动荡直接妨碍和破坏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和改革方案的实施。
1989年首次出现工人罢工,由诺里尔斯克煤矿到乌拉尔铝矿,7月又蔓延至库兹涅茨克矿区并席卷全国。这一罢工造成约8亿卢布损失。由于煤炭缺乏而影响其他生产的损失,专家估计可能是8亿卢布的4倍。
1989年1月到11月,因罢工损失750万个工作日,和20多亿卢布产品。罢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又直接危害全国的经济生产。
2.政争、党争、派争使经济问题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全国开展选举运动之后,民主派以激进改革面貌出现,猛烈批评政府的经济改革为“保守”、“权势”、“官僚”的政策,并向群众做无根据的许诺,以捞取选票。
在苏联部长会议成立一年半的时间里,政府被民主派议员六次提出不信任案。雷日科夫愤然指出:政府每天都受到攻击、责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如何工作?
在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时,本来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根本问题,雷日科夫政府提出了较稳健的改革建议,但遭到民主派的激烈反对。
在对改革方案的激烈争吵中,雷日科夫深有感触:“我更加确信,问题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我所领导的班子,因为我们妨碍了国家未来的破坏者们夺权。”
计划还未落实,新的辩论争吵又起,使一切稳健的经济改革计划成为泡影。政府第一副总理、经改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的阿巴尔金1990年6月4日在《真理报》上写道:“现在有人唯恐经济形势不恶化,因为经济形势的任何好转,对政府信任的提高,就意味着这些势力及其政治自负的垮台。不许任何人把亿万人民的命运当儿戏。”
在这种激进情绪支配下,一个计划、一种措施难以思考周全,缺乏其结果常常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
一家渔场主任抱怨,由于没有公开市场供选购,只有接到国家定单才能得到打鱼所需的燃料供给。一家羊毛厂的经理说,没有政府订购,他们无法得到羊毛、燃料、配件等。
又如,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时,相应的措施没有及时配套。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工资之间的对比关系的严格控制给取消了。
在许多企业中,领导人掌握自主权后,不顾生产情况和政府财政纪律,只关心本单位的物质福利,竭力为职工增加工资。结果,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商品生产的增长,造成物资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报酬提高之间的严重不平衡。
1987年职工月平均工资203卢布,1988年为217卢布,1989年为240卢布,比上年增长了9.1%,而同年劳动生产率才提高了2.3%,国民收入增长2.4%,总产值增长3%。这种状况造成市场供应更为紧张和通货膨胀出现。
3.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稳妥配套的措施,急于求成,追求激进。
经济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和千家万户的现实生活,要求计划缜密,措施稳妥,逐步推进。
持民主激进派观点的人,不顾可能引起的经济破坏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求迅速彻底的变革。戈尔巴乔夫时常左右摇摆,但他的主要点是支持激进主张。
雷日科夫回忆,在1987年政治局讨论经济改革时分成两派:一派是有经验的务实主义者,一派是沿机关阶梯爬上顶峰的人,他们“在推着瓦解经济”。
“我从未放弃过的立场是:无论经济革新多么富有吸引力,也应仔细斟酌,全面衡量后再付诸实施。”因为这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另一些人,特别是懂得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们支持雷日科夫,于是政治局形成对立的两派。
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这一观点,而戈尔巴乔夫也支持他们,他们对戈氏的影响越来越大。
又如关于价格改革问题。消费品价格长期不变,价值、价格关系已被扭曲,影响企业生产消费品的积极性。
1公斤牛肉,成本为4.75卢布,零售价为1.77卢布;1公斤猪肉,成本为3.25卢布,零售价为1.84卢布;1公斤奶油,成本为8.18卢布,零售价为3.38卢布。其直接的经济效果是:企业生产越多,亏损越大。1989年轻工部门未完成合同达19%,农工综合体未完成合同达14%,
物价改革问题长期是个难点,但群众对提价十分敏感,提高价格易于引起群众的不满。
民主派借保护群众利益为名多方刁难,一拖再拖,以致失去价格改革的良机。同时企业权力扩大,这就使企业能够自行提高定价,可以毫不费力地超额按零售价完成总产值任务。
企业对于微利而群众又急需的产品不愿生产,加剧了消费品的供应困难。这些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程,直到苏联解体也未解决。
4.经济改革的突破口选择不当。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的“加速战略”,选择的突破口是机器制造业,对此及技术装备拨款2000亿卢布,希望由此带动科技革新,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可是,苏联原来经济的突出问题是经济结构的畸形。多年来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轻工业滞后,从而造成食品及消费品的长期短缺,不仅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破坏社会主义的声誉。
苏共虽然多次注意农业及食品问题的解决,改变投资比例,但是基本指导思想仍是速度,加强的重点是机器制造业,这样经济结构的矛盾不仅未能解决,反而日益加剧。
据苏联官方数字,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头四年(1986~1990年)全部生产固定基金的60%以上集中在生产原材料部门,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为4%,食品工业为6%,反而成下降趋势。
1986年清点,轻工部门近80%的国产设备不符合当代世界技术水平。由于投资结构和比例未发生变化,消费品部门未进行应有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造成消费品生产品种单一,积压与短缺并存长期不能满足群众需要,引起群众的不满。
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情况不佳重要原因之一是农业生产落后,因为轻工业原料的2/3、食品工业原料80%来源于农业。
苏联年产粮2亿吨左右,为了缓解眼前的供应紧张1986至1988年三年进口粮食9300万吨,1989年进口4400万吨。这样加重了外汇和财政的负担。
戈尔巴乔夫1993年在所写书中反思说:经济方面的改革,“如果要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业开始改革,也就是说从能够为人们带来迅速的、明显的效果的部门开始改革,那就要好得多”,但此时也于事无补了。
苏联农业生产增长率整个来说呈下降趋势。1961~1971年增长3.9%,1975~1985年农业增长0.7%。
1976~1986平均粮食产量为2.05亿吨,其中,1981~1985年为1.803亿吨。
苏联对农业的投资不断增加:1988年投资达650亿卢布,1989年为670亿卢布。但效果不佳。农民对投资漠不关心,结果普遍出现了“谁也不希望为取得更好的成果而努力'的现象。”
戈氏早就号召农民推行租赁、集体或家庭承包,但并未落实和发挥作用。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未首先抓住农业打下基础,造成了全盘被动。
5.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坚忍不拔的实干精神。
苏联经济中的一些老问题,如农业问题,科技成果的利用问题,食品及消费品的供应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苏共中央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都习惯于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做一个报告,做一个决议,至于贯彻得如何,效果如何,无人认真负责地落实。
戈尔巴乔夫时期仍然如此。关于科技革命问题,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即已提出。1985年4月戈氏执政,1985年6月他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速科技进步问题”。
戈氏亲自做报告,曾燃起广大群众经济复兴的希望。以后在苏共二十七大及各次重要会议上,均谈及科技进步问题,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问题也未落实取得明显成效。
又如食品问题。还在1981年,戈氏作为中央最年轻的管农业的书记,受命去抓食品问题,制订十年食品纲要。到1988年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仍说食品问题是“生活中最大的痛点,最尖锐的问题”。越往后这个痛点反而越痛,一直也未解决。
叶利钦对戈氏的许多批评是错误的,但有一条:认为戈氏“没有全力以赴提高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对改革的信任”,却是一个真知灼见。
1987年初,在经济改革还缺乏必要基础的情况下,戈氏又决定突出政治体制改革。从此,夺权斗争、民族冲突、游行示威、罢工层出不穷,让以戈氏为首的领导核心疲于应付。
1989年2月到11月全国有1500家企业140万人罢过工,损失70亿~80亿卢布,1988年非正式组织群众集会月均194次,1989年每月达400次。1988年揭出犯罪集团1000个,1989年达1600个,恶性案件增长超过75%。
越到后来联盟领导越是忙于救火,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研究处理经济问题。到后来经济问题与政治斗争已混为一体,经济改革根本难以进行。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核心,为了贯彻“民主”原则,不断召开各种会议,每次会议又必有长篇报告,又要经常出国访问,接见外宾及各种记者,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推动整个改革的进展。结果只能是遇难而退,只说不干。
到了1989年之后,民族冲突、夺权斗争步步升级。戈尔巴乔夫自己又经常左右摇摆、前后不一、朝令夕改,苏共领导核心分化瓦解,逐步走向完全的失败。经济改革未取得明显的成就,经济形势反而日益恶化,使群众对经济改革日益失去信心。
群众亲身感受到生活困难,加之,西方国家生活的相对稳定、民主派自由化思想的宣传,使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逐渐发生动摇,产生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交互影响,步步加深。英国《独立报》评论说:“苏联领导人最可怕的噩梦是苏联目前的经济危机。因为它使各阶层的人都产生怨恨和激进的态度。”
经济危机又会诱发民族危机,减少联盟的凝聚力,增大离心力。各个加盟共和国都不愿自己吃亏受累,形势越糟越是积极地自谋出路,最终走向联盟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