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拔蒲公英的季节。

蒲公英给我最早的印象，是吴凡那幅小女孩吹蒲公英的画，还是非常年轻的时候看到的，至今印象犹存。可见，蒲公英给我的感觉很好。

但在美国后院要拔除的蒲公英，却是开得遍地的灿烂小黄花。这小野花鲜亮、普通、幼小，它一片片地漫布开来，尽管毫无章法，可以说是乱开一气，却使整个庭院显出一片金黄。我觉得挺好，并不难看。不过按美国住家的规矩，却必须铲除。我至今也不了解为何定要铲除的道理，总之要拔掉就是了。于是乎拔。用手，用小铲、大铲、专门制造的铲来拔。

大大出我意料的是，这小黄花的根非常坚韧，它长且粗，特别是非常的长。要把它连根铲除或拨出，非常不容易，而且是拔不胜拔。经常是累了大半天，似乎清除了一小片，第二天，就在那块认为已被根除的土地上，迎着阳光，小黄花又照样地茁壮地灿烂地开了起来，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好雇请专业人员大洒药水予以消灭，反正现代人类的科技发达。

这蒲公英的难拔使我想起五十年代下放劳动时的田间除草。除草劳动种类很多，我特别记起的是，像拔蒲公英一样，拔那长在庄稼中的野草。那野草倒不开花，但像恶霸似的躺在地面，四肢放肆伸开，长得又肥又壮。老乡说它们夺取庄稼的水分和养料，必须拔除。但拔除也不容易，虽说没拔蒲公英这么难，却也要长久蹲下身去，好费一番气力。

因此在这劳动中，我很憎恶这些难以拔除却又必须拔除的野草。

记得当年暗中想索：人们，当然包括我自己，都读过许多歌颂野草的诗文篇章，从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到鲁迅著名的野草散文集，都在赞颂野草那顽强的生命力，却从没想过这顽强的生命力恰好是庄稼和农家的死对头。所以我当时想，那些诗文和自己的喜爱确乎是由于没有干过农作耕耘，因之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距离甚远的缘故。

我非出自农家，又素不爱劳动，属于当时应下放劳动以改造思想的标准对象，对野草的爱憎不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吗？但是，我一面除野草，也信服上述理论，活儿也干得不错；一面我又仍然喜爱那“春风吹又生”和鲁迅的野草文章。我欣然接受“拥护劳动人民便应改造思想”的严密逻辑，却又依然不愿体力劳动，不愿改造和“改造”不好。

我虽从未在思想检讨会上以野草作例，证说自己改造之痛苦艰难，却的确感到我这脑子里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正如当年一再宣讲“知识分子最没知识”的经典论证是非(菜)与麦(苗)不辨，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我的确辨不清。但又立即想到，爱因斯坦可能也分辨不清，为什么必须人人都要分辨得清呢？

当然，我并不敢说，心中嘀咕而已。

由蒲公英而想起拔野草，如今一切往矣，俱成陈迹。且回到这目前的拔蒲公英吧。除了难拔之外，它最最使我惊异的是，小黄花过不了多久就变成了圆圆的小白球。在一些郊野，它们还成了大白球。它们高耸、笔直，不摇不摆，但如果你手指稍稍一触，它便顿时粉碎。它们是失去了生命最后岁月的僵尸。它们没有树叶陪衬，没有一丝绿色，就是赤裸裸的狰狞的大白球，彼此比肩挺立在一块、一排、一片。它们与那小黄花似乎毫无干系，完全异类。

这使我非常惊骇，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爱的、美丽的、天真烂漫的小黄花竟变成了如此凶悍、绝望、疯狂的大白球了呢？太不可理解了。难道时间一过，岁月一长，就会如此么？就必须如此么？

我散步归来，天色渐黑，四野悄然，就那些白团团的大圆球顽强地竖立在那里。面对它们，我却一点也没有岁月流逝的感伤，只感到一种莫名的、真正的恐惧。“繁华如注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可怕的大白球代替了诗样的小黄花，你于是永远也找不回那失去的柔情和美意。

（原载《明报月刊》2007年1月号)

来自 来自 李泽厚著；马群林选编. 李泽厚散文集[M]. 2018 P30-31

敬请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