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森是第一个被好莱坞电影公司聘用的香港导演。当时的美国电影公司对《喋血双雄》等一系列经典港味电影的动作执导印象深刻，为此促成了吴宇森的旅美之路，并于1993年凭借《终极标靶》首次亮相好莱坞。

当时他与好莱坞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因为制片公司对他的拍摄想法干涉得太多，他觉得自己无法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拍出一部电影。1997年，当他在香港为他的第三部好莱坞电影《变脸》的上映做宣传时，他接受了某记者的采访，总结如下：

你是如何规划一个动作场景的？

我从不使用分镜，我都在脑海里演绎，有许多动作场景是我在片场中才想到的。为了获得灵感，我通常会根据故事中发生的事情和地点来构思，对拍摄现场发生的任何微小细节都非常敏感。如果我看到任何可以融入动作的元素，当下就会去使用它。

听说你在执导的时候喜欢听音乐？

我倾向于通过动作画面去感受电影，所以音乐很重要。在《终极标靶》的咖啡馆场景中，尚格·云顿在咖啡馆外与四个人打架的慢镜头想法就来自于听爵士乐，我想在那一幕中表现出一种忧郁的爵士乐的感觉。

你会经常切换播放的音乐吗？

这都是凭直觉。在激烈的动作场景中我会放摇滚乐；在氛围轻快的场景中我喜欢听爵士乐；如果拍摄的是大型的动作场景，我更喜欢听古典音乐，比如瓦格纳。

听说你引用过漫画里的打斗场景？

我小的时候对漫画很着迷，还有约翰·福特、约翰·韦恩、霍华德·霍克斯等导演拍的美国西部电影，我都看过。我也受到了美国音乐剧的影响，我喜欢吉恩·凯利、弗雷德·阿斯泰尔、《雨中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和《西区故事》。

当我拍摄动作场景时，我会想到音乐剧，我倾向于像拍摄舞蹈场景一样拍摄它们。当数百人在镜头前打架时，就像很多人在舞台上跳舞一样。

有多少动作场景是在剪辑室完成的，需要拍很多镜头吗？

是的，需要拍很多镜头。因为我总是亲自剪辑，所以当我拍摄画面时，我总是在思考我该如何剪辑它们。通常需要用三到四个摄像机，如果是一个较大的动作场景，可能会用六到七个摄像机。

在好莱坞拍电影有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吗？

有的，当我拍摄《终极标靶》时，我必须提前为它制作分镜，以往我都是不这么做的。在好莱坞拍电影，我必须先构思我的画面，这样公司才能计算出预算。

描写暴力场景吸引你的是什么？在这方面，你是否受到了萨姆·佩金帕等人的影响？

前面提到我小的时候看了很多西部片和黑帮片，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包括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独行杀手》，还有萨姆·佩金帕的《日落黄沙》等美国导演的电影。

佩金帕对慢镜头的运用和对浪漫主义的强调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成功地唤起了一种美好的感觉。

你在童年时期遭遇过很多暴力事件吗？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非常的混乱，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很穷，家里有七年的时间居无定所，和各种社会分子生活在一个混乱的片区里。我参加过帮派斗殴，打过别人，有时也被人打。但不得不说，我有很好的父母，我们一家是路德教徒，他们教我要有尊严地生活，要遵守教会的规矩。

你认为电影中的暴力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吗？

我讨厌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有时我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有人殴打，有人被杀了，就会不自觉地哭出来。我讨厌那样的社会，太难受了。但在我电影里的英雄不同，他们用强大的力量去抗争暴力，这也是我喜欢拍动作片的原因。

作为传奇导演张彻的助理导演，他是否影响了你对电影中暴力的看法？

当然，他强调了男性之间的纽带，或者“兄弟情谊”的概念。我们的英雄们在为正义而战，他们有时需要在与暴力的斗争中自我牺牲，就像古代的中国侠士一样。但在现实生活中，用暴力对抗暴力是不好的。

此外，动作和暴力也不是我电影里唯一的东西。我喜欢展示人性中好的一面，包括忠诚、荣誉、尊严和骑士精神等。有些东西现在已经丢失了，我之所以喜欢谈论它，是试图把它找回来。

你会继续在好莱坞拍更多的电影吗？

好莱坞很棒，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经验，但我还是打算回香港，因为香港是我的家，我想念那里的人和物。

如果有机会，我想在香港把好莱坞和香港的技术融合起来拍一部像《三国演义》那样的宏大作品。我的梦想是拍一部像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或黑泽明的《乱》那样的电影。（在2008年和2009年，吴宇森也终于如愿地拍出了《赤壁》这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