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商鞅之死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商鞅变法和既得利益者报复等方面。

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不是秦国恨商鞅，是既得利益者们恨商鞅。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既得利益者本身就代表着秦国，而秦国的强大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也是有利的（问题只在于国家强大会不会给予他们相当的回报）。因此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况且变法形成的新贵族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旧贵族那里转变过来的。那么到底谁恨商鞅，商鞅是不是必须要死？笔者认为这都是一个可选择的，秦惠文王不杀商鞅行不行？很显然可以，要是有这个魄力，秦惠文王岂不是更加伟大?因此，但国家利益和个人情感的权衡中，商鞅的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推论，变法是否对秦国有利，与商鞅死不死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看过了《大秦帝国之裂变》，我想大家会对商鞅变法的过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剧中已经刻画了一个明事理的秦惠文王，也缓和了之前对双方那种鱼死网破的激烈斗争的印象。甚至，秦孝公为了保护商鞅，还许给了他大量的土地和军队，可以说商鞅拥有与秦国公室一战的资本，但是他放弃了，是自己选择了赴死。

回过头来，《大秦帝国》是描述的不一定是对的，但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商鞅真的跑不出函谷关吗？钱学森从美国都跑回来了好吗？人要死需要就两个条件，一是有人要杀你，二你要配合。

有很多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戏剧描绘得过头了。记得之前看过莫言老师编的一部话剧，叫《我们的荆轲》，剧中荆轲对赴秦刺秦的结局、太子丹对自己的利用、人生的价值等等都描绘得极为细致，也就是说那些英雄他们不傻，我们今天苛责他们的方面，他们都曾经考虑过，最终做了我们认为傻的选择。在这样的理解下，这些英雄就更加伟大。比如有人说岳飞不懂政治云云，如果当你知道了岳飞明明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斗争，依然选择精忠报国，那你还能说他傻吗？

那么商鞅身死，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政治斗争造成的。在探讨商鞅变法身死的问题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国的国家体制是不健全的，换句话说商鞅给秦国构建了一整套国家建制和运行规范。秦孝公曾说“诸侯卑秦”，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秦国也算个国家？大体而言，秦国处于刚从游牧民族安定下来的阶段。虽然秦穆公曾经试图加入中原文化圈，但失败了，此后秦国一直在和西戎打来打去，国内也收编了很多游牧民族，所以整体来看秦国国家水平很低，这是商鞅变法的秦国与列国不同的地方。商鞅身死，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1、通常说的旧贵族的反噬（部族仇恨或者个人仇恨）。说白了就是很多人没有从游牧的传统习惯中走出来，他们想的更多的是家，而不是国（虽然早已立国，但这依然是个新概念）。

2、商鞅坦然受死。我们之前说了商鞅有很多选择，但身死更能使他的变法事业更进一步，变法已经深入下去了，显然已经不是国君或者谁想停就停的了的了。变法成长起来的新贵族、获得土地的百姓已经拥有了旧贵族无法撼动的力量。商鞅的死，只能使旧贵族在情理上更加被动。假如商鞅像孟尝君一样鸡鸣狗盗而逃，是不是英雄气顿减三分。

3、秦惠文王的政治策略。秦惠文王显然可以不处死商鞅，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希望能够抚慰旧贵族，保证君位的正常传承。可惜事与愿违，是不是特别像汉景帝之于晁错、建文帝之于齐黄。还好，秦惠文王粉碎了旧贵族的叛乱，使得商鞅变法的成果持续进行下去（万历就差多了，连很多好的政策也废掉了）。

谭嗣同赴死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好像变法者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商鞅、吴起、王安石（还行）、张居正等。其实这是历史叙述中特意安排的，啥叫变法？只要从现在做的要与之前不同，便是变法了。春秋时期，管仲也算变法了。战国变法的国家很多，申不害、邹忌也变法了（变法彻不彻底不论，是不是之前的蛋糕理论依然是合理的）。历朝历代有很多皇帝想变法，他们手底下的人便是变法大臣 ，而变法的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如汉武帝要将国策转变，那么董仲舒、卫青、桑弘羊等人都算变法者了。王莽、汉光武帝刘秀、曹操、诸葛亮、南北朝时期许多位皇帝（西魏宇文泰、北魏孝文帝、宋武帝刘裕）等等，不胜枚举。他们变法有的成功，有的不尽如人意。

变法是一个中性词，变法会然很多人难受和不理解，因此任何变法承受的阻力都非常大。我国要改革发放，最重要的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之前召开的理论务虚会。

就谈这么多吧，不同看法请诸君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