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看诗人鹏鸣的《世界文学简论》的书名，以为是我们大学的外国文学教师常见的教材如《欧美文学简编》之类。但读到内容，才知道：完全是另一回事。

首先，它的内容是轻松流利的，像听轻音乐一样妙曼得使人舒畅。不像它的书名那样沉重、严肃，犹如听大型交响乐那样让人穿上晚礼服，正襟危坐，在一个乐章、一个乐章的轰鸣声中去沉思。书中除了《大道之初——文学的起源》这篇绪论文章，包括67篇谈文学的随感。这本《世界文学简论》不是惯常大学教材那种四平八稳、板起面孔说教的学院派文件，而是诗人用其特有的文学语言写的自己读书的心得。大学教材一般是没有个性的，众多作者写的集中在一起，看不出其中的区别，章节之间没有语言风格的差异。不少的教材，大同小异，编排的章节、内容、次序，甚至叙述语言都差不多，很难看出是谁借鉴了谁。所以写作教材叫做“编写”，一般署名下也叫“编著”。这完全不同于一本多人的散文集。那里面的文章，篇与篇之间，差别很大，是有个性的、原创性的。就是一位散文家出版的集子，也不会和别的散文家的集子雷同。鹏鸣的这本《世界文学简论》就是个性鲜明的书，是很有特色的一本书。

关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历来有多种理解。1827年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说的世界文学是指超越民族范围、在交流中达到国际性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他们说的世界文学，指世界性的文化与精神产品。

文学系科教学或综合研究中的“世界文学”，是指与中国文学研究并列的外国文学研究。正如历史系科有“中国通史”和“世界史”，地理系科有“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一样，这个“世界”是不包括中国的。

日常说的“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地图是既然包含着处于中心的中国的版图，中国既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那么讲世界的文学，怎么能没有中国呢？鹏鸣在这里所用的“世界文学”，就是日常口语里所说的“全世界的文学”。因此说世界的文学，自然也包括中国文学在内。既然中国是越来越重要的世界因素。那么中国文学也应该是世界文学中的重要部分。所以，鹏鸣的《世界文学简论》把中国文学放在了首位，有38篇，占了三分之二弱的篇幅，达236页，外国文学有29篇，只占三分之一强，为130页。这种格局，就完全不同于一般大学的不包括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教材。

鹏鸣的书不同于大学的“世界文学”教材，区别还不仅在形式上，更不一样的是在内容上。

大学教材的《世界文学》面面俱到地介绍外国文学的历史、思潮、大大小小作家的生平、作品的思想内容、各类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特点、手法和语言等等。鹏鸣的《世界文学简论》却是重点突出地对作家作品进行读后感式的评论。如对中国古典文学，只列入《诗经》、屈原、庄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东坡、关汉卿、汤显祖和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四游记》、《金瓶梅》和清代的杰作《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这18项。中国古典文学当然不止这18项。但鹏鸣不是写大学教材，他不去谈司马迁、司马相如、曹操、阮籍等等，是有他自己的重点要说的。就是对这18项，鹏鸣也不是全面谈其内涵，也只是就某一点，重点表达自己的某些看法。说苏东坡重点在“人生的三重境界”，说汤显祖重点在“走在半梦半醒之间”，等等。

《世界文学简论》谈中国文学又重在现当代。鲁迅、老舍、张爱玲、巴金、沈从文之外，更重在当今还在世的作家如金庸、贾平凹、高行健、铁凝、王安忆、迟子建、陈忠实等。这一部分，完全打破传统的系统文学研究的格局，成为别具特点的现实文学评论。鹏鸣的评论是深刻的，有时又是犀利的。如对“新生代”的作家作品。他用“用肉体写作的美女”来概括。鹏鸣写道：

读着“新新人类文学”代表着这样的内心独白，看看他们毫不遮掩地把自己的性经历和感受直面读者，我们感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颓废堕落，对理性的绝对否定，对积极向上的社会主流精神的排斥与反驳，以及对欲望的疯狂的追求与恣意满足。他们不去也不屑于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大众认识生活的窗口，而只为记录个人生活体验，在乎自我感受。

这样的批评真实一针见血，道出了这类“文学”的本质。

至于说到鹏鸣的论“外国文学”，我作为一个教了一生外国文学课的教师和写了几本外国文学教材的老人来说，以为太简略些。我是学“俄罗斯文学”的，鹏鸣的《世界文学简论》只包括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作家、一篇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和一个“多余人”的专题。这样的四项，是不能说明世界文学中的俄罗斯文学的地位的。尽管外国文学部分简略了些，但是它对主要的外国文学成就还是都说到了的：希腊神话、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薄伽丘、塞万提斯、弥尔顿、莫里哀、拜伦、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梅里美、高尔斯华绥都在鹏鸣的论述之内。鹏鸣的论述是出自个人的深刻理解的。如对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困惑与犹疑，对人物面对“生存还是毁灭”的思索。鹏鸣论道：

如果哈姆雷特是孔儒的传人，他会因为自己而忽略了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而感到羞愧，他会想到我们大多数中国民众一样认为这样的问题是不可理喻的“伪问题”。

如果他接受了佛的洗礼，他会认为杀父之仇只不过是人生苦乐轮回中的一劫而已，并不值得那样为复仇而处心积虑；……

如果他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他会自己坚持的不饶恕和不苟活而惶恐不安。

但是他不是以上任何一种“单纯”的人……哈姆雷特的困惑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存在性显现，“哈姆雷特命题”是有思想的个体对人之存在、生存本质的叩问。

我引用这段话是说明，作者在这里发挥着自己的想象，用各种思想（儒家学说、佛学、基督教观念）去与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的实际形象做比较，从而把握人物形象的实质内容。在随笔式的文字中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既灵活潇洒，有能对外国古典文学作出自己结论，这种评述是深刻的，有独到见解的。

更可贵的是鹏鸣将二十世纪的重要的作家作品做了重点论述，而且在每一项的标题中做了抓住本质地加以概括：“《荒原》：在废墟上寻找生命意义”、“《百年孤独》：魔幻的天空”、“劳伦斯：生活中的另类”、“卡夫卡：现代人的孤独与焦虑”、“萨特、加缪：‘我将在希望中死去’”、“弗尼吉亚·伍尔芙：丰富的痛苦”、“福克纳：存在之拼搏”、“乔伊斯：世纪病患者的心灵独白”。这些概括集中表现了它们每一篇文字的内涵。当然每一篇文章也不是仅仅谈谈思想内容，结合着思想内容，同样也在论到了该作家的艺术特征。如说到卡夫卡，鹏鸣论到：

卡夫卡生活在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此起彼伏的时期，他的创作手法与这股思潮相呼应。他善于通过奇特的构思勾勒出夸张的画面，把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背理、常人与非人并列在一起，作品不点明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穿插的故事和场面游离于情节之外，有时记录瞬间的直觉和梦幻，使画面显得支离破碎，主题晦涩不明。他常采用的艺术手法是象征、荒诞和独特的讽刺，带有独到的寓言性质。卡夫卡富有创造性的作品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他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了现代世界人们所体验到的各种痛苦感受，把现代人的孤独感、灾难感、无能为力感表达得十分深刻。

这样的评论，十分准确。看得出论者具有相当的学力和修养，加之诗人的笔调，使这部《世界文学简论》成为一部很有特点、很有创造性的著作。

2011年11月于黄浦江畔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