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程亚文的评价?来源：环球时报 关于美国有可能发生“内战”的议论，近段时间在美国舆论中明显增多甚至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一些观察者认为，美国事实上已经陷入“政治内战”美国内部的社会撕裂以及政党极化这些年来持续加剧，短时间内也看不到转向平缓的趋势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美国人对程亚文的评价?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美国人对程亚文的评价

来源：环球时报

关于美国有可能发生“内战”的议论，近段时间在美国舆论中明显增多甚至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一些观察者认为，美国事实上已经陷入“政治内战”。美国内部的社会撕裂以及政党极化这些年来持续加剧，短时间内也看不到转向平缓的趋势。

以往广为流传的“美国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还能应验吗？过去一个多世纪，美国先后经历大萧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苏冷战等内政外交上的重大冲击，发生过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治对立，但最后都得以克服挑战，走出雷区。二战期间，美国从危机中实现由一般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引导美国经济复苏、彻底走出越战泥潭；美国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制度竞赛”中以胜利者姿态走出冷战。凡此种种，使美国舆论中逐渐形成一种关于“美国具有独特制度优势”的叙事框架。这种叙事还漂洋过海被其他地方一些人接受和认可。面对近年来美国内部不断强化的政治对立，不少外部观察者就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出现“政治衰败”，美国的纠错机制和制度修复能力将会使其再次渡过难关。

这种“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是指对自身的错误选择做出纠正并进行相关制度革新的能力。是否只有美国才具有这样的国家能力呢？显然不是。只要一个国家长时间连续存在，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危机性事态，也通常都会表现出一定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然而，美国政治语境中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并不等同于其他国家的类似能力。它所标榜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美国的这种能力根植于所谓“美国特性”，是以其宪政体系、民主和法治制度、权力制衡机制等密切相关的一种能力生成，这是美国“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

因此，所谓“能力”说辞的背后，心思仍是政治，通过这种话语构建，可以起到激发美国人自豪感、凝聚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作用。从实践与思想的关系来论，美国“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论，是对美国取得和维持“世界第一”地位的一种事后解释和神话，但实际却并不一定如此，比如19世纪60年代，美国为何就没表现出“制度优越性”、阻止那场残酷的内战发生呢？

以往美国表现出的制度纠错能力，其实存在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自建国以来直至本世纪初，美国以精英共和与选举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系，一直是以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及其后代占人口绝大多数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流地位为前提，并没真正碰到种族构成和文化、信仰上的挑战。另一个是自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长期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及其财富积累为就业和实施广泛的福利创造良好条件，有利于化解不同人群间的利益冲突，为政治契约在更多人群中的扩展提供有力支持。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选举权普及，20世纪上半叶“大萧条”发生后时任总统罗斯福推进的新政举措，20世纪60年代时任总统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构想，都以美国实现了工业化为前提，它使一些尖锐的政治对立能够通过“利益均沾”短暂化解。

以白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和以新教为主的宗教与文化体系，保证了以往的“美国人”大体来说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及由此而来的分利安排，保证了以往的“美国人”大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情感和利益上的相关性，才使以往的“美国人”大体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是美国过去表现出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的主要基础。但这些基础，如今已经走向坍塌。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告别演讲中说，“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来到美国的新人群，其中很多人说的不再是英语，不再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体系为圭臬，与传统“美国人”的共同情感也日益淡薄。美国的人口结构进入新世纪以来已发生巨大变化，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虽然传统白人在55岁以上美国人中仍占70%左右，但在18至34岁美国人中仅占一半，在未成年人中更是已经低于50%。更关键的，新来移民和新增人口中新教信仰者占比日益减少，其他信众及非英语人口占比不断增大，人口结构及文化信仰上的变化，已经超出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时的边界。这也正是美国已故政治学者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的忧虑。

与此同时，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一度由其主导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逐渐丧失以往在经济、科技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碾压性优势，不再是全球最大工业化国家，而是成了最大虚拟经济体，这不仅使其霸权体系难以维继，还倒灌为内政问题，改变了美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随着经济不平等加剧、不同阶层和地区之间利益关联性减弱，美国今天已无法做到在公民之间“利益均沾”。在共同情感和共同利益都严重弱化、国家认同和国内治理面临重大挑战的情况下，美国想再通过所谓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来化解挑战已是难上加难。（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