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在看待历史之时，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都会选择从“中国”这个大整体去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以，相对的就忽略了局部的特殊性。中国历史的记录书写，常常以国家为“单位”，所以，就遮蔽了很多地方上丰富的多元性。

特别是在对待春秋战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这样分裂而混乱的历史阶段，这种情况带来的不足就更加明显了。

当然，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在很早就形成了，差不多要追溯到先秦时期。

只是，当时虽然孟子等人都提出了“定于一”，但是，身处于那样的局势之中，谁也不知道能否有实现的那天，所以，此时的“大一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已。可以说，统一的国家结构，往往使我们忽视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一些差异性和复杂性，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杨宽所书写的《战国史》。

他在写到变法的部分时，举证各国情况通通都视作变法，但是，对于“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样的事例，如何能与它国的变法混为一谈呢？这其中，像“战国四公子”这样的称号，人们很容易就认为孟尝君、信陵君等人是同一类人。的确，他们都是本国的风云人物，都以“养士”著称。

但是，唯有深入去分析他们在中央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和身份，才会明白孟尝君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

这里，我们不妨来重新读一下“狡兔三窟”的故事。

冯谖在孟尝君的门客中非常有名，当时，孟尝君在齐国内外的声势浩大，使得当时的齐王感到了威胁，所以，内心不安的齐王，便免除了他的官职。

这时候，孟尝君的心中也是十分凄凉的，而冯谖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他营造了“狡兔三窟”：替孟尝君在封地薛邑收拢人心，以作为他最后的退路；说服魏惠王邀请孟尝君往魏国做官，以提高孟尝君的威望，迫使齐王不得不重新启用孟尝君；将齐国先王的祭器请到薛邑。

所以，从这里可以发现，孟尝君的手中握有三个强大的筹码，他同他的封地薛邑处于一种半独立性质，所以，君王对他也须有几分忌惮。

那么，其他三公子呢？

信陵君虽然是魏王的胞弟，更有令诸侯国十余年不敢加兵于魏国的功劳，但是，政治仕途却因饱受君王猜忌不大得意，只能饮酒作乐郁郁而终。

而平原君赵胜也曾三度为相，为赵国解秦困都城之功，但是，却仍无力抵抗国家统一纳税。

春申君黄歇，则是四公子中唯一一位非王族出身者，他的贵族身份来源于国君所赐，相对而言，独立性最小，非常依赖于国君的宠信。

在战国时期，虽然，贵族的地位还是非常崇高的，但是，列国的社会风气已经逐渐向“尚贤”转变，贵族则无法安心享受血缘带来的优越。

从各国立国起，国君子孙几乎都不能长久的维持其地位，原因就是：许多贵族自恃身份，却对国家没有功劳。而此时，与后世科举制相同的思想已经悄然兴起：只有才干和功绩才能带来地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战国四公子中位于春申君的黄歇算得上真正的有才之人。

战国正是世袭贵族独立性得到弱化的关键时期，当时，除了齐国之外，诸侯国都已推行郡县制，一些封邑的独立性大大被削弱。以前的封邑，就相当于国一个中国，但是，现在封邑之内也要听从王令，所以，孟尝君的自主权，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

冯谖“烧券市义”的行为，明摆着就是收买人心，以帮助孟尝君制衡王权。而魏国有难时，信陵君的谋士都劝他大局为重，舍已为国。对于孟尝君来说，薛邑是他培植势力竞逐权位的根据地。但是，此时的他却需要一个比薛邑更大的舞台，来发挥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孟尝君的权力之路了。

相比于固守薛邑那么一块小地盘，无疑整个国家的权利才能满足他的胃口。因而，孟尝君选择了直接攫取中央权力。在齐国为相的那些年，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金钱，一再扩大自己食客数量，帮助自己巩固手中的权力。以至于，在公元前301年，齐湣王继位后专制达到顶峰，使君王都无法与他的声望比肩。

后来，荀子指责他不守“臣道”，其实，只是把他摆错了位置而已。

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大臣，他是不依附于王权独立于王权的封建贵族。以孟尝君当时的行为来看，他的利益，显然不与某个国家挂钩。他被齐湣王怀疑后的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出任魏相，联合它国攻打自己的母国，使其从此再无力争雄天下之力，自己却获益良多。

孟尝君之后，再也没有中立于诸国的封建权利了，而整个时代，也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孟尝君一生的成就，说到底，得益于他善于挂着仁义道德的招牌来网织人才。然后，再借助这些人才的力量来实现他的抱负。实际上，越伟大的抱负越需要别人的帮忙，此即唯有善于借梯者才能登高望远。

参考资料：

【《战国策·齐策三》、《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资治通鉴·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