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满是杨树，却很少有梧桐树，直到昨天我偶然在路边看到一棵高大的梧桐树，阳光从鸭蹼似的叶子间穿过，微风袭来，枝叶扭动，阳光也摇曳，于是我就回想起许多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天。

我是在村里的小学读的书。学校的学制包括一至六年级，额外加上育红班。育红班类似现在的幼儿园大班，平时只是玩，并不仔细学些东西，但是需读了育红班才能上一年级。

学校的面积不大，教室是一排排的平房，好似一个一个养鸡养鸭的大棚，上课读书时也像吃食的鸡鸭般叽叽喳喳地吵闹。南侧从东到西是一到四年级，北侧则是五六年级。五六年级教室与老师的办公室又被学校的大门隔开。而紧挨着办公室的则是育红班。

我在读一年级的时候就常常看到育红班学生四处乱跑，无论上课还是下课，跑到办公室哭闹，原因不是张三打哭了李四，就是李四惹哭了张三，老师们不胜其烦。无怪乎有次我在大门前罚站，我把耳朵紧贴着办公室一侧的墙，里面校长和老师的谈话被我听得一清二楚。他们正激烈的讨论是不是要把办公室移到南侧。有女老师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南侧紧邻厕所，夏天满是绿头苍蝇乱飞，而且屎尿味很大。几个老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校长到底是有些气魄和远识，他一拍桌子，这是我想象的，因为在我看的电影里的情节，那些大人物做些重大决定，便要拍桌子，然后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是的，我猜我的校长也是这样说的，他声音本来就很低沉。他肯定也是将所剩不多的头发，从左拨到右，亦或者是从右拨到左侧。斩钉截铁地下决定：“不搬！育红班的小娃娃们岁数都小，我们便要多照看些哩！”

我曾洋洋得意，老师们肯定没想到过隔墙有耳。这是我百无聊赖的罚站时间中，唯二的乐趣了。另一个乐趣，是有条件限制的，不一定有好运气赶上。每周四，是我们村固定的集，集市很长，从村主路的东头一直摆到西头，我们学校处在路的中间，于是罚站的时候，便能透过破烂的铁栅栏门看人来人往，看卖烧饼的，看蘸大串的，只是我最喜欢的卖牛的市场看不到，牛市在村东树林子下，满是黄牛、白牛、黑牛。一大群人围着“斤斤”讨论。“斤斤”是贩卖牛羊的商人。通常是买家将手伸进“斤斤”的袖口里，两个人用手一阵捣鼓讨价还价，于是就能决定一头牛的归属了，我爷爷说，学会了以后便是能做大买卖的大官儿，但我私下同“斤斤”讨教过，他并未教过我，因此每次都骂他小气，可能那时候他便觉得我以后做不成买卖。

我们班有个孩子，瘦黑，脸很方，他是唯一一个几乎每周罚站都能赶上的幸运儿，但老师说这是颇为丢人的事情。我的数学兼语文老师---何老师，曾揪着调皮学生的面皮，生气地说到，“今天赶大集，叫社员同志们都看看，臊臊你！”被揪住的学生立即露出一脸哀愁苦恼来，投来哀求的目光，但这却是在老师面前，我们都知道，等老师从校门走开，他便兴高采烈的将半个身子从铁栅栏校门中探出来，四处张望。一次，他甚至侧着身子从校门中穿了出去，跑到斜对面的小铺（我们称小杂货铺为小铺）买了几个泡泡糖，在我们班级的吵闹声，他却悠然的吹着泡泡，在校门口晃来晃去。

学校的夏天几乎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因为夏天日头长，课间休息时间也很长，直到现在我也分不清课间有多长时间，一方面是我记性不好，另一方面便是要怪我们校长了。我们教室不曾有过表，自然也没有电子铃，上课时间全凭一口生锈的破钟，而掌握着时间的烛龙似的敲钟人便是我们的校长。夏天，总是让人瞌睡，我每次上课听着吊扇在头顶嗡嗡地转，头便晕晕的，仿佛被吸进了漩涡之中，我们校长也是。因此他总是弄错了上下课的时间，常常是我们玩很长时间，发觉不曾听见上课钟声，大家都知道校长睡觉忘记了，便欢喜地接着玩。当然也遇到过特殊状况，我那罚站的方脸同学，一次踮着脚去拽钟绳，然后心满意足的“当当当”地敲了数下，闻声从办公室出来的校长立马制住了他，像拎小鸡仔，把他抓进办公室。他为什么胆大到去敲钟，我疑心是过于无趣，我们学校里并没有什么娱乐器材玩耍，唯一的滑梯只允许育红班的孩子玩。而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就只能到学校东边的几棵大梧桐树下。梧桐的叶子很大，和夏天的太阳一样大，因此能将夏日大部分阳光遮挡住，我们躲在树下打闹嬉戏。有时候从树上会垂下来蜘蛛或者绿色的小虫儿，我后来在读了关于崇祯煤山自缢的描述后，便不由自主的想起从梧桐树下那些悬下的小虫儿了，只是这小虫在夏日燥热的风中，荡来荡去，我并不觉得可怕，倒是觉得有趣。